選擇公開身份，呼吁直面艾滋，隱滿病情絕無好處
和其他地區的艾滋病患者比起來，Thembi說自己算是幸運的了，因為現在她所在的社區在免費為患者發放抗艾滋病的藥物，而且關于防治艾滋的宣傳工作也日益普遍。
Thembi說，現在已有許多醫療團體進駐當地的醫院、學校和社區，幫助艾滋病的預防和治療。在她所在的社區，幾乎每天都有針對學生們的健康知識講座，教導年輕人如何正確使用避孕套。不過，Thembi認為孩子們似乎對講座并不以為然，“認真聽的人并不多。”她說。
說到南非艾滋病群體的現狀，Thembi 還有另外的擔憂。她說現在仍有許多人還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就算他們去接受了測試，許多人也不愿或不敢承認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因為害怕被家人和社會遺棄，他們通常都會選擇隱瞞真相，這樣就會增加更多的感染機會。Thembi 說，在她們社區，不時有人被艾滋或因其引發的疾病奪去生命，可他們的家人總是努力掩飾病因，裝作他是因為其他疾病去世的。
“過去如果有人被發現患了艾滋的話，鄰居可能會把他的房子燒了，以把他趕走。不過現在這種現象少很多了。”Thembi 說道，“隱瞞病情絕對沒有好處，尤其是艾滋病，因為有些東西你是無法隱藏的。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就應該勇敢地站出來。”
現在，Thembi已經成為南非對抗艾滋病志愿者中的積極分子，她不僅用自己的故事警示別人，而且還加入了一個名叫“治療行動”的組織，專門向政府施壓，要求提供更多針對艾滋病患者的治療和艾滋病防范宣傳。
艾滋獵手25年追蹤路
如果現在是星期六, 一定已經到了內羅畢。彼得·皮奧特醫生眨眼望著眼前的肯尼亞大草原，陽光很好，草原上一片明媚。這個57歲的比利時人剛剛下了來自日內瓦的班機，一整夜的飛行讓他全身的筋骨幾近散掉，現在他已穿行在肯尼亞工業區貧民窟馬熱戈中，對這里，他有著外人難以理解的親切感。
皮奧特醫生此行原計劃在一周內對兩個非洲國家進行正式訪問，明晚他就該到達盧旺達會見該國高官，今天的旅行只是搭個便車，并非計劃之內。
在皮奧特醫生眼中，在人類發現艾滋病病毒25周年之際訪問這里更像是朝圣。作為現今全球抗擊艾滋病工程的負責人，皮奧特就是在這里學會了如何與艾滋病毒作戰，從某種程度上說，回到這里就如同回到了家。
馬熱戈不是什么醫療圣地，這里有的只是破舊的泥磚小屋、混亂的露天集市、以及眾多兜售二手T恤衫的街頭小販和等著嫖客光顧的廉價妓女。這個被世界拋棄的地方還有另外一個名字普瓦尼。二十年前，這里也曾“紅極一時”，就在此地一個專治性病的小診所里，醫療研究者第一次發現了HIV病毒正在東非傳播，而診所簡單的割包皮手術以及性病治療手段就可以降低這種致命病毒傳播的速度。同樣是在這里，科學家發現有些人天生對艾滋病病毒免疫, 即便在幾年中長時間與艾滋病病毒接觸，HIV測試依然顯示為陰性。最重要的, 還是在這里，著名抗艾滋病護士伊麗莎白·恩谷吉把眾多艾滋病受害者變成了健康行動宣傳者，開啟了人類抗擊艾滋病疫情的新途徑。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馬熱戈的性病診所剛剛開張時, 幾乎沒什么人來。繼而由于里面醫生的歧視和專橫，眾多病人更難以忍受心靈上的傷害，這一地區2000多名性工作者就此停止了尋求治療梅毒、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努力。另外，許多性工作者還不得不接受嫖客拒絕使用安全套的要求，因為競爭十分激烈，如果誰對嫖客說不，誰就會失去生意。
皮奧特記得恩谷吉曾對他解釋說：“從沒人去和這些婦女說, ‘你也是人’。”恩谷吉致力于改變這種狀況，于是逐個造訪那些諱暗場所，在小巷中與這些性工作者坦承交談，她會告訴她們，無論是誰，什么時候有了關于性傳播疾病的問題，都可以找她幫助解決。她還會告訴她們，她不會看不起她們，因為她們也是上帝的孩子。
恩谷吉的坦承和友好也得到了這些性工作者的信任，找她幫忙的人逐漸多起來，而光提供青霉素幫助她們遏制病情顯然不夠。恩谷吉猜測，如果當地所有性工作者聯合起來保持同一立場，嫖客們一定會接受在所有性交易中使用安全套, 實踐證明她是正確的。由于性工作者最終站到了同一立場，當地性交易中避孕套使用率從原先的不足4%增加到超過90%。從那以后，每年防止了大約6000到10000例艾滋病病毒感染。恩谷吉最后總結經驗說，僅僅告訴她們做出更好的選擇絕對不夠，還必須給她們以力量和工具。
所有這一切發生時，皮奧特都在當地，正是這些經歷，使他成為了聯合國艾滋病防治委員會(UNAIDS)主任，負責協調全球防控艾滋病疫情。講到25年來的感受，皮奧特說：“如果說25年中我們學到了什么的話，那就是惟有依靠社區的力量才能控制艾滋病的傳播，我們扮演的角色不是去拯救艾滋病患者，而是給他們以支持。”
但是，如何支持？問題從未如此緊迫。全球每年有500萬人成為新的病毒攜帶者，另有300萬患者死去，其中90%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如何糟到這種地步？依靠什么才能發生逆轉？皮奧特的經歷提供了觀察這兩個問題的窗口。
作為醫生兼科學家，二十年中，他目睹了世界一些國家領導人如何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作為宣傳者，他最近為防控愛滋疫情籌得了一些善款，并使這些問題得到更多關注。但作為作為聯合國專門負責艾滋病防治的官員，他現在面對著更大的挑戰，他稱之為“如何讓金錢發揮應有的作用”。
80億美元的巨資和數之不盡的好意善心能夠結束艾滋病擴張的歷史嗎？雖然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但皮奧特從未像現在一樣滿懷希望。
皮奧特看起來絲毫沒有聯合國副部長的派頭，他總是一副學者樣，臉上掛著溫和的笑容，聲音則十分優美。他最愛穿牛仔褲和熱帶人喜歡的花襯衣。雖然經常與總統和總理之類的國家領導人打交道，但他更習慣與科學研究者和基層社會活動家呆在一起。皮奧特在比利時農業小鎮基爾博根長大，最崇拜將非洲從歐洲幾世紀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革命者。
18歲時，皮奧特離家到比利時根特大學學醫。他回憶大學時代說：“我的教授告訴我，學習傳染病防治根本沒前途，而這恰恰就是我選的專業。”從醫學院畢業5年后, 皮奧特結了婚，并接受了一份在比利時安特衛普熱帶疾病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如果沒有意外，他將在研究院終老一生，但就是在這里，皮奧特遇到了決定他一生的命運的小包裹。
那是1976年的秋天，一個醫學研究包裹從扎伊爾首都金沙薩寄到皮奧特手中, 扎伊爾曾是比利時剛果殖民地的一部分，因此兩國民間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系。包裹內是一個扎伊爾修女的肝臟醫療切片，顯然，郵寄者希望熱帶疾病研究院幫助檢驗切片中病毒的類型。
修女死于致命的出血熱。當時，這種傳染病正在扎伊爾邊遠地區傳播，而且發病癥狀非常快，最先是發燒，不久就會出現腹瀉癥狀，然后是休克和器官功能喪失, 而它的起因卻還沒有搞清楚。正當皮奧特和他的同事們忙于肝臟醫療切片的病因分析時，世界衛生組織來電詢問誰愿加入聯合醫療調查組，到扎伊爾調查疫情爆發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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