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那種認為在體育、文藝界出了名的人，便接近于不勞而獲者，接近于特權階層的看法，是一種不存在階級斗爭的階級斗爭觀點。
對演藝界的人士如何不存偏見，可以考驗我們是否具有真正的平等意識
關于劉翔的碩博連讀、金庸當浙江文學院院長、周星馳被幾所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徐友漁在《南方都市報》上用“規則遇名人算不算數”來加以質疑。但是此“名人”非彼“名人”。
我們知道有些“名人”是憑一個偶然的機遇甚至是投機，一夜而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但是劉翔、金庸和周星馳之所以成名，是因他們自己付出了巨大辛勞。他們不只是擁有“才能”和“天賦”，而且在日復一日的歲月中，付出了常人不可比擬的汗水和勞動，習得一般人所不具備的技能乃至“絕技”，從而贏得了無數普通人們的尊敬和喜愛。
那種認為在體育、文藝界出了名的人，便接近于不勞而獲者，接近于特權階層的看法，是一種不存在階級斗爭的階級斗爭觀點。即便是按照過去劃分成份的做法，劉、周和查先生也都應該算作憑自己誠實勞動吃飯的人，是勞動階級的成員。徐友漁擔心“除了運動員外，大款們、官員們、明星們也想避開現行標準，‘整合’到大學里去”。但是把汗水和草根出身的運動員、明星，與其他“大佬”們混為一談，這是不公平的。而且以一種不加分析的語調，將“大款們”和“大官們”相提并論，這就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悲哀了：他們始終不能得到社會精英如徐友漁的信任，仿佛他們的錢肯定是贓款。
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這些人一定要被“整合”到大學里去。問題在于什么大學，什么專業。我本人恰巧在北京電影學院工作多年，耳濡目染，對表演系的教學工作了解一點。表演系最重要的專業課，從來不會在階梯大教室舉行，而是分成小班由老師和學生一對一、面對面地進行。課程也不僅僅是老師本人宣講事先寫好的講義，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學生“上演”自己排練的小品、劇目，老師在一旁加以指點和引導。一個稱職的表演系老師，她(他)的主要工作是挖掘每一個同學潛藏的天資天賦，把(她)他沉睡的潛能調動出來，把他性格乃至體態中與眾不同的一面呼喚出來，讓它們獲得藝術形式。
在具體指導中，還包括引導學生如何把握一句臺詞的語音、語調，如何將一個開門或關門的動作表現得正好符合情境的要求，既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一點。而當學生的情緒一時調動不起來，老師要想盡辦法讓她(他)達到飽滿狀態，因此要求老師本人也要進入情境、進入情緒，不可能站在一邊“引經據典”。因此，表演系老師(教授也一樣)在課堂上與學生的關系，是同一個創造活動中創作伙伴的關系，老師本人的藝術實踐就顯得非常重要。
因此，衡量一個表演系老師教授是否稱職，其標準和衡量一個歷史系教授寫了多少論文、專著應該有所不同，他在學生表演的小品面前即席發揮，靈機一動，將同學們帶入“致幻”狀態的一刻，也是他的科研活動的部分和成果之體現。而我國現行的這套大學評估體系，以一種不由分說的統一標準來衡量表演系老師，就顯得非常外行。我經常聽到表演系的老師叫苦不迭。但愿這樣說，不至于使得人們產生對于表演系、演員的進一步誤會，認為她(他)們真的不學無術。這樣說吧，像我這樣每天勤讀不已的人，在表演系是沒有人買賬的。此“教授”非彼“教授”也。
梅蘭芳有沒有寫過什么專著和論文？沒有，那么周星馳也沒有，其原因是一樣的。梅蘭芳能不能當藝術院校表演系的教授？能。那么，周星馳也能當藝術院校表演系的教授。因為周星馳表演方面的才能不是吹出來的，是經過廣大觀眾充分認可、熱烈肯定的。他作為學生表演創作的伙伴，看來不會有任何問題。
關于張鐵林最近出任暨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徐友漁說：“我們沒有偏見，關鍵是要看這個名人是不是夠格兒”。他列舉沒有大學文憑的王安憶進入復旦中文系當教授，但是“她非常認真地備課，非常投入地教學”，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他再次提到周星馳，非常肯定地說，周是“作秀意義比較重的。”這就奇了，既然是著眼于“程序公正”，那么為什么從程序上王安憶可以，而周星馳不可以？你怎么知道周星馳在進入大學之后，不能像王安憶那樣當一個好教授？難道周星馳好欺負是吧？
按照當時正統的觀點，當過捷克總統的哈維爾也曾經是上世紀60年代布拉格小劇場的“搞笑”演員呢。施瓦辛格現任加州州長，里根曾任美國總統，對演藝界的人士如何不存偏見，可以考驗我們是否具有真正的平等意識。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