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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0月20日電 美國《僑報》發表劉濤撰寫的文章指出，需要強調的是，筆者一直主張，在全球危機背景下，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政策協調，和衷共濟，共渡時艱。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種，維護東亞地區經濟穩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不在危機關頭大量拋售美元資產等，都是中國能承擔且愿意承擔的義務，但強迫中國斥巨資購買美國國債，則完全漠視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世界需要聽聽中國的聲音。

　　文章摘錄如下：

　　面對迅速蔓延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布什政府采取了強有力的救援措施。除動用7000億美元來剝離不良金融資產、對銀行注資，以及對新發債券進行擔保外，還將有1500億美元用于落實第二次減稅計劃。如果加上此前對AIG(國際集團)、“兩房”和貝爾斯登接管所耗費的投入，這一拯救計劃預計至少高達2萬億美元。

　　接下來，由誰埋單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在美歐不斷拋出“中國責任論”的情況下，中國已承受較大外部壓力。例如，此前有媒體報道，美國近日在20國集團會議上就強烈要求中國購買美元債券，理由是中國握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筆者認為，中國一旦上套，則將至少陷入三重困境。

　　金融危機持久深入怎么辦？

　　實事求是地說，目前美國應對危機的做法在邏輯上大致是對路的：次貸危機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其實質已演變為全面信貸緊縮(Credit Crunch)，簡單說就是缺錢，銀行相互間借不到錢，而銀行對企業和居民更是惜貸。因此，幾天來歐美各國持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和對金融機構注資，加上全球聯手降息，信貸緊縮局面的確得到初步緩解。然而，由于歐美金融市場“流動性黑洞”并沒有根本改變，如果后續沒有進一步的資金注入，先期努力可能付諸東流。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所謂1930年代的“大蕭條”遠非人們想象中那般簡單，而羅斯福“新政”也并無藥到病除之功效，個中反復曲折和艱辛無奈非親歷者難以體會。自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潰算起，整個1930年代美國經濟不斷在“希望-失望-再次升起希望-再次失望”的往復循環過程中痛苦煎熬。伯南克在其著作《大蕭條》中曾提及，1930年10月銀行危機的爆發，使1929年以來的全部努力付諸東流；而1931年的金融恐慌，則使初露端倪的復蘇曙光再度黯淡；到1933年3月，整個經濟和金融體系都陷入了谷底；經過1933年至1935年漫長的體系重建，經濟重又邁向復蘇；不過，1937年至1938年危機再度打斷這一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二戰爆發才使美國最終走出蕭條，一舉擺脫制造業需求不足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兩大頑癥。

　　可見，應對金融危機很可能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任何想要“畢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過于天真。即便中國這次能掏出2000億美元救美國，若其后危機升級，中國是否還有3000億、4000億美元繼續敞開了供應美國呢？

　　美元霸權繼續鞏固怎么辦？

　　二戰后，美國主導成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釘住黃金，各國貨幣釘住美元，美元霸權地位得以確立。然而，根據“特里芬悖論”，美元的無限供給能力和它的信譽之間最終發生了激烈沖突，1970年代初，美元被迫與黃金脫鉤，全球固定匯率體系崩潰，其霸權地位搖搖欲墜。

　　不過，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后，美國與沙特為首的中東產油國達成私下協議：中東國家今后仍可安全購買美國國債，但必須確保以美元作為原油計價貨幣。此外，糧食、貴金屬等國際大宗商品也先后被美元俘獲，本已日暮途窮的美元重獲生機。

　　不僅如此，正如1999年諾貝爾獎得主蒙代爾所指出的，浮動匯率制度時代的到來，非但不會減少各國的外匯儲備，反會增加其對儲備貨幣的需求。這方面，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雖然日本在1970年代就轉向浮動匯率制度，但為確保手中已有的大量美元資產不縮水，不得不在外匯市場上持續購入美元，結果就是手中的美元儲備越來越多，形成“美元依賴癥”。隨著越來越多亞洲國家步日本的后塵，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鞏固。對中國而言，美元霸權不僅意味著經濟風險，還意味著新興大國崛起路上的障礙，因為這種單極化霸權歸根到底代表國際金融舊秩序，而幫助維護這種舊秩序不符合中國的一貫主張，也違反時代潮流。

　　目前，中國已至少持有5000億美國國債和3700億機構債券，若進一步買入美國國債，對美元的依賴只會更深。與私人投資者在債券市場上的買賣行為不同，買入美元資產本身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即中國只能不斷買入，不能大量拋售，因為拋售不僅意味著中美間政治敵意的上升，而且對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也將帶來貶值風險。顯然，中國已被綁縛在美國這輛失控的馬車上了，唯一能夠補救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綁得更緊。

　　削弱自身維安能力怎么辦？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表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法勝任全球最后貸款人這一職責，同時也充分暴露出東亞國家金融脆弱及缺乏區域協調的弊端。危機結束后，各國普遍希望加強貨幣金融合作以維護本地區金融穩定。

　　隨著華爾街風暴愈刮愈烈，除美歐外，連一向置身事外的亞洲近日也對這股寒流感同身受。據報道，韓國一再要求與中日舉行首腦會議，就如何共同抵御金融危機進行協商，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便是商討成立800億美元“亞洲共同基金”。如果最終確定，無疑有助于東亞國家建立第一道外圍集體防線。

　　韓國之所以積極推動這一機制的建設，顯然與其1997年的慘痛經歷有關。韓元大幅貶值加重韓國政府的憂患意識，迫切希望與中日一道先將防線建起來；而中日當然也不愿意看到危機蔓延到家門口。

　　不過，亞洲共同基金只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第一步，其所能發揮的實際作用極為有限。東亞國家如果打算從根本上增強抗金融風險的能力，還需未雨綢繆，進一步擴大共同基金的規模，同時加快亞洲債券市場的建設。而這些防范機制，無疑都需要大量美元投入。特別是，眼下中國還面臨著資本外流的風險，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連自身安全都無法保證，談何救援美國？

　　需要強調的是，筆者一直主張，在全球危機背景下，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政策協調，和衷共濟，共渡時艱。然而，合作方式有很多種，維護東亞地區經濟穩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不在危機關頭大量拋售美元資產等，都是中國能承擔且愿意承擔的義務，但強迫中國斥巨資購買美國國債，則完全漠視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世界需要聽聽中國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