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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社工和別人還是不一樣”

　　46歲的單親母親李玉梅(化名)在電話中同意路的家訪請求。第二天，路找到李玉梅的家，位于深圳市羅湖區翠竹街道，是城中村，四層低矮的民房，樓梯陰暗潮濕。她住在最上層的小閣樓。簡陋的小廚房挨著衛生間，挪步是客廳加寢室，邊上是掛滿衣物的小陽臺，整個屋子不到15平米——她和女兒睡一張床，兒子睡一張床。

　　李玉梅比實際年齡略顯蒼老。離婚沒多久，前夫去世，一家三口每月僅靠李玉梅做清潔工所掙的1500元。扣除社保，僅有800多元。小閣樓房租要500元。大女兒有先天性心臟病，初中上完就輟學在家。小兒子今年剛上初一，還要交學費。路不斷地點頭示意，專注的傾聽著：“可以申請補助嗎？”

　　“第一胎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沒來得及辦手續，就生了第二胎。”李玉梅回答。路明白過來：李玉梅違反了計劃生育條例。經濟條件不好，使得她一直沒有交罰款。雖然達到低保標準，卻領取不到低保補助，也無法申請廉租房。逢年過節，政府會有對困難戶的慰問性補助，李玉梅都無法享受到。

　　她開始不斷對路抱怨：“我好慘啊，我是世界上最慘的人。”聊著聊著，哭了起來。路不做聲，靜靜地看李玉梅哭。李玉梅反倒不好意思，抹一把臉，打圓場：“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路點點頭：“其實你的這個經歷不是一般人都能承受的，有些人可能就放棄了，會去走其他道路。這樣看來，你是格外堅強的。”說得李玉梅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這一招其實是深圳市民政局從香港聘請的督導教的：“不要急著去分析和解決問題，而是要讓她把情緒傾倒完了，再去解決。”香港社工積攢了很多經驗，深圳市民政局社工辦一年來聘請了26名資深的香港社工督導。平均每個督導在深圳擔任著22.5個社工崗位的經驗傳授工作。

　　路請教香港督導：“像李玉梅這種違反政策的情況該怎么辦？”香港沒有類似的計劃生育政策，督導也答不上來，只是提示：“灰色地帶，政策都是無法解決的，一般要避免提及，因為說出來也沒有辦法解決，反而會加重案主的負擔。”

　　第三次家訪，李玉梅聊得多了起來。路開始有意引導李玉梅聊自己的童年：小時候父母鬧離婚，她習得父母之間的互動模式，現在運用于與自己的孩子交流上。

　　她對李玉梅階段性輔導的目標開始明朗起來，也對李玉梅的個案正式開題，包括描述案主的主要問題，讓案主自評困擾程度，以及工作總體目標，同時還需要整理一份李玉梅的個案基本信息和家庭圖。

　　李玉梅的家，路去了十幾次。督導曾經告訴過她：“我們要陪著他們一起走，而不是在前面拖著他們走。”這種陪伴也使路深有感觸。剛開始做社工她會想：“人家干嗎和我說心事。”當關系密切起來，案主也開始講述心事。有的案主說：“小路，這些話我和其他朋友都不說的，也就是你，我才說。”聽到這話，路會很驚喜：“社工和其他人還是不一樣的嘛。”

　　未來往前走？

　　當然，并不是每個社工都能體會到自己職業的不一般。社工的裁判員是政府部門。許多被政府“購買”的社工，做的是行政工作。

　　對王娟來說，她現在最實際的問題是：“請不到假。”除了要和用人單位——婦聯請假，還要向機構——深圳社聯社工服務中心請假。請假的難度大，王娟往往放棄。

　　年末又往往是社工最忙碌的時期，要準備許多份不同版本的總結和報表，社工機構、用人單位、主管單位——深圳市民政局，各個部門根據自己不同的需要，給社工下發不同的“期末考卷”。

　　未來的前景路和王娟很難預料。深圳市政府規定社工工資指導價：機構扣除10%左右做日常管理費用，其余的為該社工工資。王娟，研究生畢業，每月稅前工資為4000元，路本科生畢業，每月為3500元。她們私底下聊天稱，這份待遇對于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來說，還算不錯，但是明年，或者再過幾年，待遇會怎么變化，還是不管從業長短，每個人每年6萬元以下？

　　社工的多頭管理，令嚴書翔很頭疼。這可能造成社工人才的流失。王娟的不少社工朋友，工作一段時間就轉為行政人員，或者去參加公務員考試。“社工不是賺錢的行業。剛開始不是很有信心一定要做這個職業。我當時覺得這份工作是先鍛煉自己。現在不可能一輩子做一個職業。”閑聊時，王娟說。

　　正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行政總裁吳水麗對深圳社工說：“幾十年前開始在香港做社工，那時香港的情況和今日社工在深圳面對的情況很相似。社會人士不明白社工是什么？做些什么？社工的崗位、社工的職業階梯、待遇未見完善，用人單位要不就把社工當作沒有用的冗員，或就是把社工當作全能的神⋯⋯”

　　這也是今天中國社工的尷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