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科學認識民主，破除“民主迷思”
胡錦濤同志曾指出:“衡量一個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他還進一步指出，“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必須與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相適應”。這就為我們科學認識民主問題提供了方法論依據。
1、正確認識民主，必須立足國情
何謂國情？國情就是一個國家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殊的環境、條件和情況。任何國家都是有自己的國情的，一個國家民主的發展必須從自身國情出發，選擇、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形式和道路。了解一點西方民主制度的人都知道，西方國家之間的民主也存在很大的差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各自的國情不盡相同。英、法、美雖同為資本主義國家，但其民主形式卻同中有異。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是照搬別國的，也不可能照搬。離開一國國情，不僅無法判斷一種民主制度、一種民主形式的優劣，也無法判斷其是不是民主的。歷史一再證明，只有建立適應本國國情的民主制度，才能結出政治文明的碩果。
民主不僅有國情性，而且有階段性，即一個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民主形式。列寧指出:“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層建筑一樣，歸根到底是為生產服務的，并且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系決定的。”這就說明，一個階段采取什么樣的民主形式，歸根結底要與這個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民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國家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在這個階段所面臨上的歷史任務決定的。適合這個階段的民主形式，未必適合另一個階段，在一個階段成功有效的民主形式到了另一個階段也未必適用。評價一個國家的民主形式的優劣沒有絕對的標準，應主要根據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根據國情具體地加以判斷。只有適應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和歷史文化傳統、符合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要求并且能促進這種發展的民主，才是“好東西”。這就是民主的“階段論”。所以，發展民主政治，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任務選擇合適的民主形式，生搬硬套別國模式必然導致水土不服。
2、發展民主，并非無限地“限制公權力、擴大私權利”，而要以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為標準
在目前關于民主的探討中，有觀點認為，民主的一個核心內容是處理好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問題，認為發展民主就是要限制公權力，擴大私權利。這顯然是對民主政治的一個片面認識。
按照現代政治理論，公權力是私權利的讓渡，不論是公權力還是私權利都是人民的。公權力有一種僭越自己權力邊界、侵犯私權的天然傾向。所以，公權力應受到制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若據此認為，民主就是“限制公權力，擴大私權利”，這乃是對民主的一種曲解。因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公權力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在很多國家發展的初級階段，若私權利過大、公權力過小，這個國家根本發展不起來。一個國家只有在生產力比較發達的時候，私權利才會得到更好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協調社會各階層的關系，整合各階層利益，發揮公權力的作用尤為重要。因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須要通過公權力的整合，發揮最大的資源優勢。
因此，對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也要辯證地認識和處理。在一個國家中，公權力發揮作用的范圍，完全根據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階段的實情而定；私權利的多少、范圍的大小，歸根結底也取決于一個國家經濟水平、社會發展階段。對于公權力，我們既要通過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來限制公權力，保護私權利，又要繼續發揮公權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不能無條件地限制，要在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對于私權利，我們既要逐步擴大其實現形式，又不可企求一步到位、無限放大，否則只能適得其反。印度近些年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整體進步較慢，與他們在民主發展中過分強調擴大私權利、不能充分有效發揮公權力的作用不無關系。所以，發展民主，要把是否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一個重要標準，而不是一味地強調“限制公權力、擴大私權利”。
3、打破民主迷思，反對泛民主化
現在理論界有一種“泛民主化”的傾向，即不論社會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孤立地談民主，言必稱民主，把民主當作一個招牌，把民主的標準單一化，好像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觀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這實際上是一種民主迷思、一種對西方民主的“迷信”。
其一，民主迷思實質是把民主的作用絕對化。民主政治作為一種政權組織和權力運行的方式，它在凝聚民心、凝結民智、整合民意等方面的確有著重要作用。不過還要看到，民主不是萬能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對它如果運用得不好，可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文革”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民主”。但這種“大民主”以對社會秩序的徹底破壞為終結，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臺灣地區近年黨派之間相互攻訐，不擇手段，成為“劣質民主”的反面教材。歷史上，民主導致社會動蕩、政治混亂的例子屢見不鮮。18、19世紀，在法、德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階段，其民主發展反復波折、時起時落，甚至還出現通過民主選舉恢復專制制度的歷史奇觀。通過選舉上臺的希特勒最后大搞獨裁，其教訓值得人們反思。
由此看，民主和任何制度一樣，既有優點，也有不足。民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也可能導致議而不決；既可以實現多數人的權利，也可能造成“多數人的暴政”；既可以推進公眾政治參與，也可能破壞政治秩序……所以，簡單地把民主當作一個招牌對推進民主啟蒙、民主建設并無太大積極意義，關鍵是我們在什么意義、什么層面上，全面、客觀、理性地認識民主以及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運用民主。
其二，民主迷思突出表現在把西方民主形式絕對化，打破民主迷思，就要打破西方兩黨制、多黨制的神話。按西方的觀點，兩黨制、多黨制屬于民主范疇，其它形式的政黨政治則不民主。這個論斷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支點，多少年來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也是此論的支持者。但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這一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
在兩黨制或多黨制條件下，上臺執政的一黨只代表相對多數民意，不可能對全體人民負責，其施政必然不顧及甚至損害不支持它的民眾，這能稱為民主，能反映和代表全民族的民意嗎？顯然不能。美國的共和黨代表了保守派和軍工集團的利益，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為民主黨及其代表的民眾反對的，但這并不能阻止美國的戰爭行為。在許多實行兩黨或多黨制的國家或地區，這種兩黨爭斗、人民和國家利益被忽視的情況并不少見。這絕不是民主所要求的結果。
對于兩黨制和多黨制民主形式的實質，鄧小平同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有什么好處？那種多黨制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所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這種形式并不能表現出多大的優越性。近年來，西方兩黨制、多黨制的虛假性、弊端日顯，選舉中出現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和選民的政治冷漠現象，可謂是對其所謂優越性的一個絕好的諷刺。
在兩黨制和多黨制條件下，三五年一選舉，為達到某政黨統治利益，惡質爭斗不可避免，階層、種群沖突不可避免，在發展落后的國家造成動亂不可避免。因此，對兩黨制和多黨制，絕不能迷信。
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的執政黨，是一個擁有七千多萬黨員的大黨，她不僅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代表著全國、全民族的整體利益，有著最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黨員包括了我國現代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代表著不同階層的民意。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更是匯聚了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代表人物，通過這種政治形式集中社會各界的意見和智慧，執政黨據此協調各方利益、統籌全局，使民主得到充分地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同于前蘇聯那時實行的一黨制，也不同于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它既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又肯定了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平等合作與協商關系。這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從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為加強黨的領導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保證，與其他政黨制度相比，更適合我國國情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近年來，我黨在民主實現的形式上有一系列的創舉，差額選舉、黨代表任期制等許多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舉措使我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呈現出了蓬勃生機。把西方民主模式絕對化，迷信西方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只能誤入歧途。
其三，民主迷思還突出表現在把西方的直選絕對化，打破民主迷思，還要打破直選的神話。有觀點認為，沒有西方的直選、競爭性選舉就沒有民主，只有實行西方的競爭性選舉或直選才是真正的民主，有同志甚至主張把競爭性選舉作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突破口。
應當看到，選舉制度是人類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它不僅可以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比較充分的表達，而且使這種表達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監督。但還要看到，競爭性選舉不是民主發展的惟一模式，并不意味著“一選就靈”，其本身固有的缺陷決定了它并非在所有國家、所有發展階段都是醫治社會百病的良方。競爭性選舉模式不僅易導致權錢結合，而且容易把分歧公開化，不利于形成社會共識、維護社會穩定。例如，臺灣地區仿效西方搞競選，民進黨在選舉中采取強化分歧、突出矛盾的策略，并以此建立和鞏固自己的選民隊伍，其結果雖有利于本黨競選利益，但導致政黨惡斗、族群分裂、社會動蕩、經濟下滑，出現了惡性競爭。整個20世紀90年代里，許多國家和地區照搬自由選舉后，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開打，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直選和競爭性選舉的神話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破滅的現實促使我們走出對民主的迷思。
因此，不論是西方的兩黨制、多黨制，還是直選，不過是西方國家立足自己國情對民主形式的一種探索，對其中蘊含的權力制衡、權力監督等理念，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加以吸收和借鑒，但切不可將這些形式神化，并將之照搬到我國的民主實踐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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