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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利益總是決定著一段歷史的面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在冷戰格局下被漸漸湮沒。自張純如之后，中國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個人記憶開始進入世界公共記憶之中
記者/陳曉
1997年以前，“南京大屠殺”在英語世界還是個陌生的詞匯。雖然二戰已經成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和最值得警醒的歷史悲劇。但在世界版圖上，它衍生的最殘忍的災難還沒能成為二戰史的一部分。對屠城事件的傳播，在海外，也僅局限在華人集中的圈子內，比如舊金山的灣區，多倫多，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發短信，舉辦小眾的展覽，期待更多的人關注。
張純如就是這樣，偶然進入這段歷史的。
1994年，她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會上看到的血腥照片讓她刻骨難忘。之后，她用2年時間實地調查、寫作完成《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暴行》，并于1997年在紐約出版。該書曾連續5個月被列為《紐約時報》書評的最佳暢銷書，共發行了近50萬冊。
拋開一種民族感情的盛贊和另一種民族主義的詆毀，在美國的荷蘭歷史學者LAN BURAMA如此解釋張純如的書在英語世界引起轟動的原因：“如果這本書是純粹的歷史書或者學院式的資料，我想它不會有如此的銷路。如果作者是個鬢發斑白的教授，恐怕也沒有如此的轟動效應。”——張純如的女性身份，美麗，并且年輕，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撥開真相的勇氣毅力形成了戲劇性的對比。
中國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個人記憶，由張純如帶入世界公共記憶之中。
還原歷史的細節
中國的大屠殺研究自1984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開始，“我們一直把南京大屠殺事件當作鐵一樣的事實來處理，兩國學者在數字的考證上不斷交鋒，天真地以為誰贏得了數字，誰就掌握了歷史事實。”200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煒這么評價中日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爭奪。
大屠殺中個人的災難、痛苦，都湮沒在這些抽象的數字中。
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開親歷者調查，主要目的是進一步證實南京大屠殺，用于反駁日本右翼教科書。當年做調查的表格很簡單，就是讓親歷過屠殺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幾口人遇害，以及所目擊的日軍暴行。
同樣的研究還出現在1997年，又為了應對反復出現的日本右翼教科書事件，南京市教委組織千名中學生尋訪幸存者，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親歷者回憶。
這樣的調查被學者們稱為“應對性研究”——雖然有市民的口頭回憶，但沒有死者名單，沒有具體細節，更沒有戰前戰后的生活史對照。
張純如曾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新聞，并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寫作碩士，這些訓練讓她寫作南京大屠殺時，不僅做史學考證，也注意歷史細節的還原。采訪幸存者時，“她的問題常常具體到幾時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樣的鞋，走路的模樣，以及當時的天氣等。”曾為她在南京的調查提供幫助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回憶說。
張純如的書中只有10個幸存者的口述，卻被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威廉·C·柯比稱為是“對日軍的所作所為，比以往的任何記錄都更為詳細”。
“華裔美國人”的講述身份
1985年，南京軍區作家徐志耕采訪過100多名幸存者，寫出報告文學《南京大屠殺》。那些幸存者講述的遭遇，他覺得非常慘烈，“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創作不出來”。 雖然這本書也被翻譯為多國文字，但沒有引起世界的注意。
中國對南京大屠殺的史學研究，似乎總是跟著日本右翼組織的腳步進行反駁。在這種針鋒相對的語境中，中國人提出的任何可以證明南京大屠殺的資料，都被認為是政治宣傳。這在中日雙方對歷史的辯爭上，屢屢被視為“虛構南京大屠殺”的論據。
這個政治命門成為張純如的成功之處。“這本書能夠成功，很大程度是因為張純如的身份，她是華裔，但她是美國人。如果她是中國人，就很容易讓人覺得是政治宣傳。”加拿大史維會主席王裕佳說。
同時，張純如找尋到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其中包括來自當時第三國目擊者的無可辯駁的指證：外國傳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進入毫無防御的南京城時，他們就留在城里。”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說。這些資料中包括《拉貝日記》——一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人記錄的“小型檔案”。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聲明，稱《南京大屠殺》是“非常錯誤的描寫”。后來，張純如與齊藤邦彥一同接受《吉姆·里勒爾新聞節目》的訪談，當場同齊藤邦彥進行辯論。這一場論戰如此成功，以致張純如被當時的總統克林頓親自接見。1998年，她獲得華裔美國婦女聯合會頒發的年度國家女性獎，并成為當年《讀者文摘》的封面人物。
被歷史拋棄的“歷史”
但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并不是首次以第三方的身份，用英文對大屠殺進行的記錄。
大屠殺開始的時候，有三位美國駐外記者把這些暴行以丑聞的方式傳遞到西方，他們是《紐約時報》的弗蘭克·蒂爾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聞》的阿奇博爾德·斯蒂爾和美聯社的C·耶茨·麥克丹尼爾。他們在城市里呆到12月15日，目睹了兩天的屠殺。
一直呆在南京城并建立起國際安全區的20多位外國傳教士、大學老師、西門子公司的商人，也留下了見證屠殺的文字：“我要講述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該從哪里開始，在哪里結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或讀到過如此殘酷的暴行。強奸，強奸。我們估計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滿的表現就用刺刀捅或者開槍⋯⋯”這是美國人約翰·麥卡勒姆記錄的1937年12月19日南京城的情況。
這些文字傳回美國國內，在當時的主流雜志如《時代》《讀者文摘》《遠東雜志》上刊登，激起了美國民眾的震驚和憤慨。但他們對遠離本國的人類慘劇的憤怒是短暫的。而政治利益總是決定著歷史的面貌。“美國人和歐洲人處于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默然的態度。”張純如在研究中如此總結。甚至美國政府幫助了對真相進行隱瞞和審查。
此后，冷戰格局下，南京大屠殺的苦難更少為中國以外的人們所了解。
記錄大屠殺的文字被時間一層層沖刷著。經過60年時間的洗滌后，歷史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傳于世的著作里，南京大屠殺消失了。
張純如曾對美國中學歷史課本進行一次徹底檢查，發現只有寥寥幾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國公眾所能接觸到的權威二戰歷史著作中，幾乎沒有一本詳細地記述南京大屠殺。
《美國二戰圖片史》是多年最暢銷的單本二戰圖片史圖書，但其中沒有一幅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照片，甚至連一個字也沒有。
溫斯頓·丘吉爾1959年寫下了1065頁的宏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一個重要盟國首領的宏大視野，使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書中沒有給南京大屠殺一個字。
被奉為敘事經典的亨利·米歇爾的《二戰風云錄》，以細致的筆法描述了戰爭始末，但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
甚至中國人也不清楚這段歷史。1963年就讀于“南大”歷史系的經盛鴻教授說：“當時現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國史。”所以隸屬民國史的“南京大屠殺”不見蹤影了。拍攝《屠城血證》的導演羅冠群告訴本刊記者，身為一位南京人，他在1984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立之后，才第一次看到這個名詞背后的血淚和羞辱。
張純如在《南京暴行》一書的末尾寫道：“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盡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并終將全部消失。”
而張純如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的愿望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承擔起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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