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慈善投入者們既不是圣人——可以為了別人犧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是盜賊——要利用別人的善良得到不義之財。他們希望，不要追究他們的動機，也不要懷疑他們的善良
“我想幫助麻風病人，有新加坡政府給我錢，我想捐贈給湖南麻風病人。”
7月25日，記者用手機短信問住在長沙第一福利院的楊海：“為慈善付出了健康的代價，是否后悔？”一天后，楊海回復了短信，而且將上述答案連發了兩遍。
楊海曾是一個公眾人物。他現在已說話不清。這個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英語系、在美國駐華使館任過職的青年人，曾經號稱是中國的“慈善個體戶”。10年前，他掛靠在一家慈善組織，在沒有工資、津貼和預算撥款的情況下，完全依靠個人的力量向國外募捐，曾經為內蒙古草原衛生院募集了數十萬美元的醫療設備和藥品；他還翻山越嶺深入湖南的麻風村，為素不相識的麻風病人玩命奔波。一年多前，楊海突發腦梗阻，他說話的能力喪失了，只能夠用寫的方式簡單交流，且思路還不是太連貫。發短信是目前外界惟一可以和楊海交流的辦法。
楊海的朋友李晉濤告訴記者，楊海突發重疾時，因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無力長期承擔巨額醫藥費，后來被朋友們送到了長沙市第一福利院。開始時，朋友們還以每人每月100元的方式自愿捐助，時間長了，社會捐款逐步減少下來。楊海的助手余昌盛很驚訝記者還在關注這件事情。
如今，李晉濤正在努力想讓楊海成為低保人員，從而可以名正言順地在福利院里休養。由于沒有“正式”工作，沒有城里戶口，辦理低保困難重重。
而在楊海的家鄉，湖南一個貧困的山村，村里的人卻在教育孩子說：“你們讀好書了，千萬不要跟楊海學，(弄成這個樣子，是對父母)沒有良心。”
艱難的關愛
“剛才我親愛的老公沒了，這就是我做公益最大的(代價)？因他胸口痛要做(手術)？要5000元，我一時拿不來，結果命沒了。中國對公益工作人要立法。”
7月30日凌晨3點，記者已經完稿時，卻意外地收到了北京通州區關愛中心主任常夢發來的短信，得知了這個不幸的消息。
而就在幾天前，本刊采訪常夢，她還是風風火火地忙著關愛中心的運轉：房子漏了，請民工；家長來了，要談話；要聯系北京的新聞媒體尋求社會捐助。雖然她也向記者抱怨：“下輩子打死我也絕對不干了，這不是覺悟能夠推動的事業。”
北京市通州區關愛中心是一個以照顧單親家庭殘疾孩子為主的公益機構，托養在這里的多是一些失去家庭溫暖的殘疾兒童，每個孩子身上幾乎都有著令人心酸的故事。已過知天命之年的常夢就這樣成為了十多個特殊孩子們的“媽媽”。
談及做慈善的代價，常夢只用了一個“慘”字來形容。“關愛中心”在民政局注冊，因為是公益事業不能夠按照企業運作，上級撥款和社會資助款項基本用在了關愛中心的基礎建設，不能夠用來還債。常夢先后投資了近30萬建造了關愛中心，如今只還上了4萬多元。
盡管經費拮據，關愛中心的收費相比同行仍然很低，每個月的托養費僅700元左右，個別特困家庭只用交200元，按照北京的消費水平，這點錢在城里連請一個日班保姆都不夠。令常夢內疚的是，這里的老師很累，薪資福利卻長期處于低水準。常夢的先生黃雁平為支持妻子創辦的事業，辭職加入關愛中心，同時也失去了醫療保障。結果得病了卻拿不出藥費，常夢只能在一旁默默流淚。即使在丈夫病情最危急的時刻，她也沒敢動公益賬上一分錢。熬不下去的時候，她也曾想過干脆收攤，但是面對著殘障的孩子們，終究下不了決心，畢竟養個小貓小狗還有感情呢：“前輩子欠這些孩子的，這輩子還不清了。孩子們回到家了就想我，邪了門了，我還想他們！你怎么能收攤？”常夢反問。
為了能留住人，常夢把個人的工資都墊了進去。偶爾有剛畢業的大學生來求職，常夢就苦口婆心，不斷向對方灌輸，就當是自費實習了，對將來總有一個提升。但是她也明白，這不是長久之計，錢太少了將來找對象都困難，總不能夠耽誤人家。
揮別第九世界
“我們不能要求志愿者必須把事情永遠做下去，或者在貧困地區工作幾十年，‘獻了青春獻終身，還獻家庭和子孫’，這樣除了圣人還有誰愿意成為志愿者呢？志愿者也是普通人，也要孝養父母，也要成家生子，也希望過富裕舒適的生活，也要面對家家都有的那本難念的經。”這是大洞“復新”團隊負責人徐慎檀在文章《我所理解的志愿者》中的表述。
徐慎檀在貴州從江縣雍里鄉支教，那里被稱做是“第九世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的第三世界，貴州是中國的第三世界，貧困的從江則是貴州的第三世界。志愿者們就在這里開設了大洞“復新”實驗班，除了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內容，還教孩子們《大學》《中庸》，講授火災、溺水、農藥中毒等各種常見危險的避險和急救。
盡管經費艱難，正常情況下，大洞的志愿者每月還是能夠領到300塊錢生活費——雖然這里的實際花費將近1000元。事實上，包括徐慎檀在內，大部分人還是貼進了自己的積蓄，甚至借債度日。徐慎檀告訴記者，一些有水準、有責任感的志愿者最后是因為沒有錢了，不得不放棄支教工作。有一次，團隊的全部賬面上只剩下了6塊錢，靠一個杭州的朋友賣了家里東西，郵寄來3000塊錢才解了燃眉之急。
作為團隊的負責人，徐慎檀一直勸告大家，做了一兩年，累了，想回去了，開始懷念城市的豪華生活了，就應該高高興興地離開。因為愛心不一定要舍生忘死，不一定要“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她常常勸前來應聘支教工作的志愿者一定要想好，首先是要征得家人的同意，照顧好自己的家庭，其次要考慮支教兩年以后，你該怎么去面對你的城市？這也是她自己要考慮的問題。大洞“復新”團隊一直堅持在網上發布著支教日記，曾經在北京外企任職的徐慎檀記下了自己的擔憂：“從昨天開始，小龐多次提醒我，要開始考慮回北方以后的生活了，畢竟現實永遠是我們要面對的。在這里工作兩年，對于競爭激烈的北京職場，年齡增加了但企業經驗沒有增加，競爭就將處于劣勢，我必須認真考慮何去何從。”
徐慎檀是悄悄離開的。記者追看著大洞“復新”的支教日記，才發現采訪她的當天晚上，她平靜地結束了自己在這里兩年多的志愿者工作：“徐慎檀明天將離開，收拾了一天東西終于妥當，她7月份的生活補助按照她的意思將捐贈給團隊作為電話費支出，謝謝她。晚上的稀飯，為徐慎檀餞行，我們無法做到豐盛，但是夠獨特。”
而在白天接受采訪時，她卻沒有流露出要走的意思，她甚至也沒有告訴鄉里。
“無國界”的選擇
“我想，假如你在國內有家庭有工作，大概不會選擇成為海外志愿人員，因為在志愿行動結束以后，是不大可能可以回到曾經努力爭取得到的工作崗位。”32歲的無國界醫生組織國際志愿人員潘淵在電郵中告訴記者。他此刻正在緬甸擔任后勤統籌。
無國界醫生組織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國際醫療人道援助組織，在全球有240萬捐助者和數千名志愿人員，中國大陸目前共有4名志愿人員參與其海外救援項目，潘淵是其中之一。他曾經遠赴北蘇丹支援當地的黑熱病項目，在極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工作了16個月，還曾在孟加拉國南部難民營、西非塞拉利昂、中亞烏茲別克工作過，并曾在巴基斯坦參與2005年10月大地震的緊急救援工作。潘淵表示，他的外國同事曾認為中國人只是經營洗衣店、開餐館或者賣鞋諸如此類的生意的，“假如你是亞洲人參與人道救援行動，通常中國是人們最后一個(他們)猜到你來自的地方。”
1998年，一位朋友告訴他無國界醫生的云南項目在招募一個臨時翻譯。潘淵從此踏入了另外一種生活，后來則逐步成為了專職的志愿人員。但是他的行為并沒有得到周圍人的理解。潘淵的母親以沉默回應，父親則在最初兩年不認同潘淵的選擇，常常叫他要想清楚未來。一些親友問潘淵，為什么他要去像非洲這樣充斥著疾病，貧窮和戰爭的地方？他們認為即使想幫別人，也應等到賺夠錢，有相當能力之后。這和潘淵在無國界組織中的其他國家同事的際遇形成對照。那些同事，他們大都早有計劃要在一生中用上一年時間，為人道救援做一些事情，他們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須擁有的經歷。一位來自荷蘭的同事，來之前得到公司的支持，可以獲得一年的無薪假期。潘淵告訴記者，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有時我甚至想，他的老板給予他這樣的機會，是不是因為自己也曾經有這樣的志愿工作經歷，或者是他也想要成為志愿人員。”
如今，“不合常規”的潘淵仍然孤獨奔波在路上，9年過去了，他的同學們都小有成就，家人則期盼著重聚的時光。潘淵并不后悔，他只是羨慕國外同事們所擁有的更寬松的氛圍，希望有一天中國也能夠擁有同樣的社會環境。
至于自己付出的代價，他在給本刊的郵件回復中表示：“我想回應這次采訪的標題。我認為一顆關懷他人、投入志愿工作的心是無價的。無論是慈善，或是人道行動，都不需要付出代價。”(羅雪揮 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