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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租給危險分子，最高罰房東50萬元”的規定，之所以遭遇極大爭議，說到底，就是在責任與權利問題上，公共管理未能給出一條清晰的邊界，對公眾形成一種權利容易遭受損害的心理焦慮。所謂責任的歸責任，權利的歸權利，如果公共管理把公民的某種責任擴大為“無限責任”，其后果，也就是對公民權利形成侵犯。

　　不可否認，“誰出租、誰負責”這樣的管理思維，具有特定的制度善意，它是寄望于通過強化出租人的責任意識，把對流動人口的治安管理“關口”前移。問題是，賦予房東特定的監督責任，應該是有邊界的。因為房東不論是從技術支持層面，還是從權力支撐角度，都無法承擔“偵探之責”。要知道，我們所處的是一個人口流動與房價高企的年代，“房客”已經成為這個社會一個龐大群體的共同身份了。很顯然，房東并不完全具備核實承租人身份的技術能力，他們很難依據一紙證件就能分辨出承租人是不是“危險分子”。此外，承租人的個人隱私是不可侵犯的，房東根本也不具備權力對承租人進行過多涉及私權領域的“調查”。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不知道會不會是把房屋租給危險分子了，自然就會時時擔心罰款“噩運”的不期而至了。

　　簡單地把“誰出租、誰負責”作為一種公共管理的法則，既容易陷于僵化，又容易造成公權對私權的侵犯。事實上，這些年對于出租屋的管理，一直都糾纏在這樣的“死結”上。事實上，如果出租屋被納入到社會公共服務范圍之內，流動人口不再是臨時化的“管理對象”，流動人口享受到法律賦予的種種權利保護。那樣，還用得著把房東們逼得像偵探一樣，甚至不惜侵犯房客的隱私，也要去看清他們身上到底有沒有“危險分子”的文身嗎？(摘編自《華商報》3月2日文/單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