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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解名人故里之爭離不開學術論證

　　潘啟雯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一首《靜夜思》沉浸著唐代詩人李白的思鄉(xiāng)之痛，但李白的故鄉(xiāng)究竟在何方？往事越千年，日前，四川省江油縣、湖北省安陸縣、甘肅省天水市、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市，紛紛自稱是李白的故鄉(xiāng)，一時間點燃了“李白故里爭奪戰(zhàn)”。

　　近來各地文化遺產爭奪戰(zhàn)可謂“烽煙四起”，歷史人物包括神話傳說人物之爭此消彼長，比如老子故里之爭、曹雪芹故里之爭、“牛郎織女”故事的歸屬地之爭，連小說中的“浪蕩子”西門慶的“故里”都有人在爭……“名人效應”下的攀親認祖行動已經染上了別樣色調。

　　那么，這場文化遺產爭奪戰(zhàn)到底為何而來？解決名人故里之爭的根本途徑是什么？名人故里作為文化遺產能否可以共享？圍繞名人故里之爭這一熱門話題，本報記者走訪了相關專家學者，傾聽他們解讀名人故里之爭的臺前幕后。

　　數據表明名人故里之爭是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激烈競爭

　　在歷史文化資源“助推”旅游經濟發(fā)展的今天，一個文化名人的發(fā)掘足以讓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剎那間“聲名鵲起”。為此，有專家曾這樣分析，名人故里之爭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看是文化之爭，而本質上是文化遺產維權的“經濟博弈”。近年來，“名人經濟”、“古墓經濟”之所以備受推崇也就在于此。

　　爭奪名人故里，修復名人故跡，大搞紀念活動，吸納海內外華人投資，發(fā)展旅游產業(yè)。正是這種巨大的經濟空間，使得各地樂此不疲，一些地方政府也因此成為這些“文化戰(zhàn)”背后的推手。綜合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高蒙河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唐際根的分析，很多地方參與到名人故里之爭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有可能促進當地經濟發(fā)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名人故里之爭大多是發(fā)生在小地方之間的爭奪，它們的文化資源相對匱乏；三是通過對遺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優(yōu)化當地環(huán)境。這三方面都是引發(fā)“名人故里和古遺址歸屬之爭”的無形之手，因為它們最終都有可能轉化為“政績”。

　　“發(fā)展房地產是吃子孫的飯，發(fā)掘傳統文化資源則是吃祖宗的飯。但一個地方歷史文化資源畢竟有限。所以，在開發(fā)過程中難免發(fā)生‘撞車事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用類比的方式指出當下名人故里之爭泛濫的根源，“無論是李白、杜甫還是曹雪芹，都是傳統文化資源的符號，其中既沒有所謂的優(yōu)秀與落后之分，也沒有所謂的高雅與通俗之別，幾乎所有的名人故里都只是地方政府賺錢的工具。懂得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地方政府熱衷于爭奪名人故里。”

　　南開大學青年學者裴鈺以獨特的視角長期關注當代文化話題。談及自己的研究方法時，裴鈺表示自己更多的是用產業(yè)的觀點去看待文化、用經濟學的視野去觀察文化。以名人故里之爭為例，他的研究里常常包含了很多數據，這些數據全部來源于政府的公開信息。他說，名人故里項目創(chuàng)收大，惠及民生，如陜西黃陵縣和河南新鄭爭奪“黃帝故里”，陜西黃陵在“十一五”期間，旅游業(yè)年均遞增 27.2%，遠遠超過當地其他產業(yè)增幅(工業(yè)年增7.7%，農業(yè)年增9.3%)。“這硬邦邦的數據表明，名人故里之爭是地方區(qū)域經濟和發(fā)展的激烈競爭。”

　　然而，把文化作為發(fā)展地方利益的一種手段，不僅不利于文化的真正發(fā)展繁榮，而且對經濟發(fā)展也未必有好處。對此，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劍雄算了一筆經濟賬，“不少地方都宣稱，通過‘公祭搭臺，經濟唱戲’，共簽訂多少億合同，引進多少億資金。實際大多是自欺欺人，不是將意向性合同說成事實，就是移花接木。”

　　層出不窮的名人故里之爭，的確為地方發(fā)展帶來了實惠，但這種過熱發(fā)展讓人感到憂心。學術之爭的口水仗過后，各地很快上馬旅游建設項目。本該嚴謹的考古與歷史研究，很快就成了一出荒誕劇，名人故里的爭奪成為赤裸裸的經濟利益的爭搶。這種“爭搶”，既興師動眾、勞民傷財，又損害城市形象、褻瀆傳統文化，名人故里爭奪之風確實當休矣。

　　名人故里的認定機構目前還是一個空白

　　歷史名人的“出生”、“葬地”以及“行游之地”等都可能成為某地爭“故里之名”的充分理由。那么，應該怎么樣認定名人故里？名人故里究竟由誰說了算？有些專家的回答令人吃驚：名人故里的認定機構目前還是一個空白。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長安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胡覺照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長韓立森都坦言，名人故里嚴格來說只是一種社會范疇的概念，在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的認定上，至今沒有具體標準，文物部門也無法認定名人故里需要哪些硬件。名人故里在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規(guī)定中沒有明確認定標準，文化部門無法對其進行認定。于是，就有人將名人故里掛上“城市旅游名片”、“城市旅游商標”等稱號，將其認定責任推向工商部門。

　　那么，名人故里是不是歸屬工商部門管理和認定呢？記者電話連線采訪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負責人，她稱目前《商標法》中沒有“城市商標”這一類別，也無法對“名人故里”進行認定。

　　找不到能“一錘定音”的“相關部門”或沒有硬性的標準來認定名人故里，這也許是造成當下名人故里之爭泛濫的另一個根源。在此種情況下，不論是那些名人故居的打造還是文化主題公園的建設，并不能真正發(fā)揮歷史文化資源的積極作用。正如喬新生所言，“并非所有的投機取巧都能成功。一些地方政府花費巨資修建的所謂古代名人公園，門可羅雀，財政嚴重虧空；狂轟濫炸的廣告，雖然給當地的旅游業(yè)帶來了一時的繁榮，但瘋狂過后卻是一片凋零。這些高舉著弘揚傳統文化旗幟的名人故里之爭，其實根本沒有文化的內容。”

　　解決名人故里之爭的根本途徑是學術論證

　　正因為在認定問題上是一個“空白”，所以各地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名人故里的牌子，所以名人故里之爭才會在全國各地愈演愈烈。而由此產生的歷史人物認知混亂、弱化傳統文化載體、文化資源開發(fā)無序等問題也涌現出來。高蒙河認為，“名人故里之爭會導致現代人對名人籍貫的認識混亂——特別是在整個中國歷史文化教育、傳承這個過程里面就有可能出現誤區(qū)，這是比較大的傷害，甚至可能會產生深遠影響，貽害下一代。給人們造成文化混淆，甚至還有可能會產生國際上或外交意義上的影響。”因此，名人故里的認定與資源整合，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而又迫切。

　　有專家學者主張用行政方式干涉名人故里之爭，裴鈺等學者認為這是“門外 ”觀點。我國的文保制度規(guī)定，文保設施是“屬地管理”，各地“故里”的婆婆家恰恰是地方政府，而各地對旅游業(yè)的指導原則大致為“政府主導，公司經營，部門管理，群眾參與”，占據“主導”的恰恰也是地方政府。所以，行政干涉，不僅違反市場經濟原則，而且，在事實上也根本行不通。

　　名人籍貫、故里或者其他類似問題終究是個史實問題。既然是歷史問題，就應具備歷史考證的嚴肅性和莊重性。對此類問題應該抱著嚴謹負責的學術心態(tài)，在學術框架內解決。對此，唐際根表示，解決名人故里之爭的根本途徑是從學術層面進行論證。

　　唐際根指出，名人故里和古遺址存在于何地，本來不是問題，但古代名人并不總在一個地方活動，加上歷史上行政區(qū)劃的不斷變更，才最終導致“歸屬地”扯皮問題。國家當然無法在制度層面規(guī)定名人故里和古遺址的歸屬，要讓“名人故里和古遺址歸屬之爭”走向理性，唯一的辦法是在學術層面進行論證。但為了防止歷史研究滑入功利陷阱，避免商業(yè)色彩和世俗習氣的污染，這就要求專家學者們實事求是，頂得住某些地方政府的利誘，真正做到“主持公道”。

　　“保護名人故里和古遺址本身善莫大焉，地方官員積累‘政績’的強烈愿望本身也無可厚非，某種程度上社會還應該充分理解和尊重。只要實事求是、尊重科學、尊重歷史，‘歸屬之爭’就不會造成社會危害。”唐際根如是說。

　　葛劍雄也表示，名人故里之爭在世界各個國家都存在，并不稀奇。比如在英國，也有各種各樣打著莎士比亞旗號的旅游景點，當地政府會告誡游客不要隨便相信，只有經過英國莎士比亞中心認證的名勝古跡才是貨真價實的。我們以后也可以借鑒這種方式，由權威的學術機構去認證來引導民眾。當然還需要政府發(fā)揮良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民眾的監(jiān)督。

　　名人故里作為文化遺產能否可以共享

　　隨著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由“雅文化”、“精英文化”向“俗文化”、“民間文化”拓展、延伸，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不斷走向民間，走向大眾，邁進全社會參與的“ 共享時代”。那么，名人故里作為文化遺產，這些資源能否共享？對此，裴鈺表示：“屬于歷史人物的故里之爭，應該承認，它的核心商業(yè)價值就是‘唯一性’，共享會破壞核心的商業(yè)價值——堅持名人故里‘唯一性’原則，堅決排斥異地共享。”

　　然而，高蒙河、胡覺照、唐際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張曉梅等學者與裴鈺的觀點恰好相反，他們認為，從全人類文化遺產角度來說，名人故里應該共享——因為它有助于人類文化傳承、文化發(fā)展，在理論上起碼是這樣的。但是理論不是空泛的，它是有民族性、國家性的，它可能帶有排他性，這是一個矛盾——如何協調和整合這個矛盾，需要各方努力解決。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這是清人顧嘉衡寫下的著名對聯。諸葛亮一心為國，并不分君主是賢明的劉備還是昏庸的阿斗；諸葛亮名垂千古，為天下傳誦贊揚，又何必分辨什么襄陽、南陽呢？這說的是一樁歷史“公案”。原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回憶自己未出茅廬時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但《三國志》上又有一個“隆中對”，隆中在湖北襄陽境內。于是，當時的南陽人和襄陽人都說諸葛亮是隱居在自己的家鄉(xiāng)，文人學者更是紛紛引經據典，互不相讓，明清時期即打起了筆墨官司。顧嘉衡是湖北人，當時又任河南南陽知府，為了既不得罪故鄉(xiāng)人，又不刺傷為官地，只好來個“和稀泥”，寫下了這副騎墻的折中對聯，要大家不再分南陽襄陽，從而緩解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

　　古人尚知“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今人又何必為爭奪歷史名人故里而口誅筆伐、大動干戈呢？當下，那些“不甘寂寞”的縣(市)樂于挑起名人故里之爭，讓人感嘆喧囂社會里，即便爭得了名人故里，又真能借此一舉成名成為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經濟大市嗎？澄清歷史名人的籍貫問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弄明白歷史名人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我們研究歷史，推崇歷史名人，重要的是弘揚其所承載的思想文化與精神內涵，歷史名人出生地、歸屬地不是關鍵，關鍵的是后人能否把那些歷史名人及其遺跡所承載的文化繼承好、弘揚好。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