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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于香港的賀歲片，原來的初衷只是每逢歲末香港演藝圈明星們的一種頗具“公益”性慶祝活動的產品——明星們自發又不計片酬地拍攝具有輕松喜劇特色的影片奉獻給觀眾，一則以感謝一年來觀眾的厚愛，二則為了增加節日的喜慶氣氛。而自1998年馮小剛拍出了中國內地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并迅速開啟了中國內地的賀歲片市場后，我們對賀歲片的指認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票房”、“市場”等經濟收益類詞匯聯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在金錢的刺激下，內地的賀歲片稱得上是風生水起，尤其今年，據報道賀歲片已近40部，其中包含如《花木蘭》、《風云2》、《十月圍城》、《刺陵》、《三槍拍案驚奇》、《孔子》等重磅出擊之作，可謂樣式繁多，目不暇接。

　　換句話說，當賀歲片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我們就不能僅從“票房”、“市場”來衡量它，而應該從文化的背景冷靜觀照之：

　　賀歲片不能等同于媚俗。一部中國電影史，是由《孤兒救祖記》、《神女》、《姊妹花》這樣深諳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并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充滿民族憂患意識和現實精神的影片，《黃土地》、《孩子王》為代表的文化反思的影片組成的系列。因此我們才說：關注人的生存，負起道義的責任，維護起碼的人道和正義，歷來是中國電影藝術家們面臨和選擇的尖銳文化命題。

　　然而，在賀歲片中，我們看到的卻是電影人匱乏信仰和價值立場，表現為媚俗的文化品位。

　　這種媚俗傾向使得賀歲片表現出種種特有的征象，如消遣性、平面性、包裝性、低幼性、快餐性，即對于大眾趣味的趨從和附和，并通過利用和制造時尚的文化策略而得到實現。其結果就只能是精神的萎靡和藝術精神的闕如，其表現就是通過拼貼的快速流動的影像、故事敘述的隨意穿插、華麗的商品包裝和流行符號的不斷刺激，使人們獲得感官上的滿足，導致文化的平面化和平庸化。這一方式的典型表現就是《三槍拍案驚奇》，它通過對二人轉、小沈陽等時尚因素的利用，取消生存的嚴肅性，將沉重的人生化為輕松低俗的搞笑，說到底是趣味的世俗和生命的孱弱。它們迎合的是大眾的看客心理，把生活和生命中本該經歷和正在經歷的苦難化作毫無重量的傻笑，于是，媚俗成了必然的結論，上演著輕浮藝術、偽裝生活、背向良知的假面劇。

　　或者，它們熱衷于自我情感的把玩，個體經驗的書寫，對歷史、人類、社會等“宏大敘事”躲閃和避讓，影像常常成為一種支離破碎的堆積。既然時間的連續性在影像中已經不復存在，那么影像便成了一堆斷了線的珍珠，或者可以像活頁紙或撲克牌一樣任意組合。這一方式在馮小剛的賀歲片中已經漸成氣候，在隨后的一些賀歲片中泛濫開來。其結果是形象遮蔽了思想、外觀淹沒了個性，充斥著意義匱乏的重復言說，精神貧乏的物質瘋長，以及淺薄無聊、情感糾葛和節外生枝的瑣碎事端。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一些賀歲片中所表現出的短視眼光，無支撐點的對主流價值觀念的嘲弄，對深度的拒絕等特征。

　　賀歲片不等于商品。看看賀歲片紛紛登場時的眾聲喧囂和挖空心思的炒作，我們幾乎已經很難把他們與菜市的叫賣相區分，從主創到院線、從劇組到發行公司，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如何把觀眾兜里的鈔票變現成他們的票房業績，為此，不惜把本該是審美活動的電影藝術蛻變為赤裸裸的商品。

　　它們利用和制造時尚獲取利潤，因為時尚意味著流行、流行意味著多數，誰贏得了多數，誰就能獲得市場的主動權，成為市場的寵兒。多數化意味著巨大的購買力，是上座率、票房、發行量的保障。

　　于是，實用主義、現世觀念和消費意識形態大行其道，形而上的理想主義被現世主義所取代，世俗的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成為賀歲片所追求的一種主要生活方式和態度。一句話，審美變成了趨俗、商品取代了藝術。

　　賀歲莫忘真誠。我們的一些賀歲片在自覺不自覺地拒斥著向著真善敞開的精神質素，因而也堵塞了美的道路，至少從近些年尤其是今年的個別賀歲片看，他們仍走在一條簡單、片面并最終導致沒有深度的路上，在它們競相媚俗和追逐金錢的同時，將我們中國電影中的優良傳統拋棄了，把電影藝術所應帶給人的良善、美好的東西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導致在其中我們無法看到生活的質感和生命的躍動。在真善都被顛覆之后，電影之美學品格也必然隨之傾覆。美的藝術變成了丑的藝術，以丑為美已成為某些賀歲片的標志。

　　所以，重提對藝術的真誠和對生活的尊重是絕對必要的。無論電影如何發展、賀歲片如何特殊，它起作用的領域仍然是觀眾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不是物質欲望的滿足。這就要求我們的電影人以虔誠的內心對抗一己的偽善、丑陋和委瑣，遵循基本的精神價值尺度作為電影藝術殿堂的準入證，尤其在目前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環境之下，我們更多需要的是心靈上的感動，而不是拜金主義、庸俗市儈的借尸還魂。

　　媚俗的品相和商品化的立場如果成為一種標榜，實際上是文化意識的萎縮，使命和責任感的淡化，沒有了對時代風云和社會主題的敏感和積極參與，其作品也就無法取得大眾的認可和歡迎，從而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這些賀歲片除了少數的幾部，大多沒有什么反響和票房，已經說明了這點。以市場規則經營電影，結果卻恰恰被市場所冷落，其中的原因也許應該使我們獲得某種省悟：作為文化產品的電影，離開了對社會脈搏和主題的觸摸，不反映時代風云的變幻，不能參與到社會文化的建設中去，也就失去了生命和活力。沒有對藝術和生活的真誠，也就無法贏得觀眾的真誠喝彩。

　　史可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