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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魏武墓之爭紛擾數十年

　　由于沒有地面標識而在宋代后逐漸湮滅無蹤的曹操墓，成全了眾多關于“七十二疑冢”、甚至“竟在七十二冢之外”的傳說，也引發了安徽、河北、河南三地的各自尋找陵墓之旅

　　本刊記者/楊涵舒

　　看到中央電視臺播出“河南安陽發現曹操墓”的新聞時，年過花甲的劉心長并沒有完全散去心中的疑慮。這位從1995年就開始在河北省臨漳縣的古鄴城遺址一帶尋找曹操墓的學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謹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么大的發現，結論要慎重。目前第一手的證據還并不充分。”

　　一塊疑似曹操高陵的“風水寶地”

　　“分香賣履獨傷神，歌吹聲中帳陳。到底不知埋骨地，卻教臺上望何人？”清代詩人查慎行在詩中這樣寫道。由于沒有地面標識而在宋代后逐漸湮滅無蹤的曹操墓，成全了眾多關于“七十二疑冢”、甚至“竟在七十二冢之外”的傳說，也引發了安徽、河北、河南三地的各自尋找陵墓之旅。

　　從河北省臨彰縣講武城鄉往西，一直到河北磁縣一帶，封土狀的小丘連綿。這里就是傳說中“七十二疑冢”所在地。早在上世紀80年代，這片墓群已被認定是北朝墓葬群，準確數目為134座。但河北省邯鄲市歷史研究學會會長劉心長仍然覺得：和河南安陽西高穴區相比，兩地都有可能，而河北磁縣“這一片更有可能”。

　　曹操去世后“被謚‘武王’”，葬在鄴城，這是正史——《晉書·宣帝紀》和《三國志·魏書》中明確記載的。在古鄴城以西，劉心長第一次把曹操墓圈定在“河北省磁縣講武城鄉西部和時村營鄉中南部一帶約5平方公里的范圍中”， 還是在1997年。這一地區距離此次河南安陽曹操墓的發現地——安豐鄉西高穴村，只有大約2公里，兩地隔漳河而相望。

　　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實地考察所見的磁縣地形，劉心長語帶贊嘆：“你去過就知道，那一片(地形)多好啊！崗陵地形明顯，符合《終令》中‘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描述。唐代詩人王勃寫過‘高臺西北望，流淚望清風’，講武城這邊正好是西北，安陽的西高穴則是西南。”

　　除了地形的判斷，劉心長的另一支持學說是古代的堪輿學(即指風水理論)——四相、陰陽等學說。時村營鄉中南部和講武城鄉西部這一帶，“背靠崗陵，前有漳河，西面遠臨太行山，東邊一片由高到低的開闊平原”，不但符合曹操要求文武大臣死后“陪葬”附近的要求，而且是“一塊占據了山水形勝之優的風水寶地”。

　　“爭奪”魏武之墓

　　和近年來各地圍繞“諸葛故里”“赤壁原址”等歷史遺跡展開的激烈爭奪戰一樣，河北磁縣并不是唯一的“疑似”地點。直到2007年，“鄴西圈兒”久尋未果，安徽亳州則打出了新的觀點：根據古人一般的喪葬規律，如果曹操沒有葬在封地，那么葬在故里亳州也就“不無可能”。

　　在曹操的老家亳州，曹氏宗族的墓群集中在亳州城南的薛家孤堆。曹操的祖父曹騰、父親曹嵩、長女曹憲等數十座陵墓分布在這里。如果說河北磁縣、臨漳一帶還僅僅是劃出了曹操墓葬可能所處的大概范圍，魏武故鄉的亳州專家們則給出了更大膽而明確的推測：墓群中與曹騰墓、曹嵩墓成三角形狀的三號墓被推斷為“疑似曹操墓”。

　　在當地有“亳州考古第一人”的亳州市博物館前館長李燦說：亳州當地的喪葬習俗是：攜孫抱子(右為抱，左為攜)，而曹騰墓、曹嵩墓和疑似曹操墓呈三角形，以曹騰墓為中心，曹嵩墓居右，疑似曹操墓居左，這種布局正好符合。“曹操墓如果不在曹氏宗族墓群里，他的兩員大將張遼和許褚的墓又為何會在呢？”李燦提出。

　　曹騰墓附近的三號墓，前室和中室都早已被盜，至今沒有進行發掘，也沒有考古證據可資支持。這一情況在河北的“鄴西圈兒”毫無二致——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唐研究室就在當地成立了鄴城考古隊，對古鄴城周邊的遺址和遺跡進行發掘，以及對部分墓葬進行搶救性保護，但并未發現和曹操墓有關的線索。

　　相比之下，并沒有正統史料支持的“漳河水底說”“許昌說”等說法則更加乏力，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秦漢考古專家劉慶柱甚至認為“不值得爭論”。

　　曹操墓仍存疑點？

　　河南安陽的曹操墓“靠譜”嗎？證據已經公布，議論之聲卻甚囂塵上。尚未來得及去現場研究，劉心長根據媒體已經披露的信息提出了自己的幾大質疑。

　　“一是曹操本人的印璽沒有隨葬，但是如果能找到陪葬的卞氏皇后印璽，那么是最有力的證據；二是，曹操死于公元220年1月，2月葬高陵，如果‘武王’的謚號不是在1月到2月間做出的，這個墓就一定不是曹操墓；第三，出土的銘牌是什么作用呢？如果是墓葬，是否需要像博物館的展覽一樣，在一個物品旁邊放一個說明牌子寫明這是××物品？”

　　面對多方質疑，潘偉斌不服，他反問，“什么叫做最直接的證據？刻有本人名號的銘牌還不算是最直接的證據嗎？”

　　對于一些學者提出的“這些兵器有沒有可能是曹操生前賜給親信的大臣，并被作為陪葬的呢？”

　　潘偉斌一口否定，“如果這個人死在曹操之前，銘牌不可能出現‘魏武王’的稱號；如果是在曹操死后，按照封建儀制那得叫‘先武王’或者‘先武帝’，怎么能直呼‘魏武王’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考古與古文字學家郝本性也認為，將如此多的隨身物品賜給大臣并被其隨葬，這種做法“不合常理”。

　　劉慶柱則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明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銘牌的作用：“這些銘牌叫做遣冊，主要用于登錄隨葬品的名目。但并不是說寫了的東西就一定有，就像普通老百姓燒的冥鈔、紙人紙馬，有時候也起一種象征作用。(放個牌子)就算是我隨葬了這些東西。”

　　“這種遣冊在漢朝是慣例，現在發掘的漢墓里經常有出土。馬王堆一號墓里就出土了300多塊竹簡的遣冊，二號墓里有400多塊。”劉慶柱說。

　　參加認定會的幾位考古專家判斷，和大塊的墓磚、青石一樣，石質的遣冊與竹簡相比，也是證明該漢墓規格之高的又一證據。

　　“考古學是一門比較科學。證據夠不夠多是相對的，”劉慶柱表示。“我當然推薦他們進一步做更多的碳14、DNA等科學鑒定。而目前以安陽西高穴墓的規模、形制和銘牌來說，曹操墓的判斷應該沒有問題。”

　　古墓“能不挖掘盡量不挖掘”

　　在沒有任何出土證據之前，有關曹操墓址的爭論，數年來一直在理論與文獻的分析推斷中循環。在1997年發表的《曹操墓研究》里，劉心長詳細論述了自己推斷曹操墓位置的六大論據：曹操《終令》的選址，《晉書·宣帝紀》和《三國志·魏書》的記載，曹丕《策文》和曹植《誄文》中關于地貌特征的描述，陸機《吊魏武帝文》中對《終令》的復述，王勃等后代文人的詩文記述，以及魏晉時期已經出現的“四相”等堪輿學理論。

　　而其中的至少前三點，同樣的材料此次也同時被安陽方面引用，作為自己確認曹操陵墓的依據。

　　各地方學者和愛好者的自發考證如火如荼，國家文物考古機構卻并不肯湊這個熱鬧，考古界的態度冷靜，“我們的原則一向就是：能不挖掘盡量不挖掘。”被問及社會對曹操墓的關注與興趣，劉慶柱有些無奈：“我們的鄴城考古隊主要就是在做都城考古，還有古代的建筑、遺跡等。研究手段很多，為什么一定要去挖墓呢？”

　　河南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安陽西高穴墓考古隊的隊長潘偉斌同樣支持這一說法。“我們是搶救性挖掘。”他多次強調。2008年開始挖掘時，西高穴墓還只被判斷為一個“漢魏年間的王侯級大墓”，并被推測“可能與曹操墓有關”，或是“陪葬墓之一”。開挖時也只按照常規的保護措施進行了封閉，遠沒有如今現場特警的荷槍實彈。

　　劉慶柱說：除非在發掘過程中發現證據，說明了墓主身份，否則“我們是不做這種工作的”。“這種工作”包括，以某個具體歷史人物為目標，在浩如煙海的文史資料中去主動搜尋、推斷并圈定其墓葬所在地。

　　正因如此，漢末三國中各自稱帝者曹丕、劉備和孫權的陵寢何處，至今同樣沒有公認的結論。 ★

　　(實習生周蕭梟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