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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沛·阿旺晉美回憶：1966年以前，我主要在西藏工作，每次來北京開會幾乎都能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對我個人是十分關懷的。50年代，毛主席有一次問我有幾個孩子，我說有12個孩子。毛主席聽了后滿面笑容幽默地說：“好啊！西藏人口太少了，你對西藏工作有貢獻，對發展西藏人口也有貢獻！”

　　1966年的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主席，他非常關切地問我的身體怎么樣。從那次以后，毛主席多次接見紅衛兵時，我都被邀陪同，每次見面也多是問好。

　　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看到我，馬上和我握手，還問左右：“翻譯呢？”當時我在北京沒有翻譯。主席見沒有翻譯，顯出很遺憾的樣子，再緊緊握了我的手，又往前走了。看來，主席對我有話要講，但沒有聽到，是一件終身憾事。

　　我最后一次見到毛主席是1972年1月10日陳毅的追悼會上。當時毛主席已顯得蒼老，我感到他內心很悲傷，也很疲倦。他拉著我的手問，身體好嗎？要保重啊！我感動得幾乎流淚，連忙回答：我很好，謝謝主席關懷，祝您健康長壽。他說：咱們彼此吧！

　　周總理在“文革”中保護阿沛

　　“文革”開始時，阿沛·阿旺晉美作為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又是貴族官員出身，受到造反派的沖擊。在這緊要關頭，周總理親自派飛機將阿沛夫婦接到北京，使他們沒有受到更大的沖擊和迫害。

　　視鄧小平為“第一位引路人”

　　阿沛初次見到鄧小平，是1951年4月16日前往北京和談途經重慶，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的鄧小平宴請阿沛一行。阿沛回憶：“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見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和解放軍的高級領導人。鄧小平坦誠親切的談話，對我當時在相當程度上消除疑慮、增加和談成功的信心，以及后來轉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一直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

　　阿沛還回憶了“文革”一段經歷：1976年，有關人員召集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開會，主題是批判鄧小平。主持會議的人一再說不批不行，一定要批。我只好表示要同鄧小平劃清界線，講了幾句空洞的批判語言，應付過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次觀看大型文藝演出，小平、卓琳和我都坐在主賓席，我挨著卓琳。我把這事告訴了卓琳，說明為這事我一直內心不安，感到愧疚。卓琳說這不能怪你，在那種氣氛下你是被迫的。小平曾多次約我去打橋牌。一次打橋牌時，他笑著對我說：卓琳把那件事告訴了我，她說得對，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也是受害者；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們的友誼長存。(摘自《重慶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