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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家眼中的辛亥革命、建國大業與改革開放

　　——評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1949年是“舊社會”與“新社會”、“黑暗”與“光明”的分水嶺。學界的分工治學，使1949年政權更替前后的歷史裂痕更加彰顯。

　　金沖及的新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以下簡稱《史綱》)，可以說是以一種新的“世紀史觀”取代傳統的“朝代史觀”。史學是一門與人生體悟緊密結合的學科，研究者往往中年以后才漸入佳境；史學又是一門難以“取巧”的學科，治史者需要下笨工夫，一般史家六七十歲以后往往因體力不濟而興嘆。金沖及于75~78歲之際獨力撰寫出一部百余萬字、有可能成為其治史生涯巔峰之作的《史綱》，令人敬佩。

　　《史綱》與以往的中國近現代史論著最大的不同點，是自始至終貫穿著濃烈的“世紀”意識。作者說，“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在變化的規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紀相比。在這一百年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深重的苦難；也是在這一百年里，社會的進步令人目不暇接。”對中國來說，二十世紀“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終貫穿的鮮明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在作者看來，中國的革命也好，建設也好，改革也好，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這一目標。在這一總體目標之下，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前半個世紀，中國人主要解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問題；后半個世紀，中國人所要解決的是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

　　金沖及提出，百年中國有“三次歷史性巨大變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結束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過去被學界高度評價的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和大革命，在作者看來，顯然還無法與這三次“巨變”相提并論。

　　《史綱》在很多重大問題上作出新的詮釋。如對于辛亥革命的性質，作者稱之為“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過去一些政治色彩濃烈的提法，也被更為客觀、平實的表述所代替，如1927年的國民黨清共，過去稱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現改稱為“四一二政變”。《史綱》用了相當篇幅描述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認為“國民政府遷都的決定是值得肯定的；將戰時首都遷往大后方的重慶，表明了‘長期抗戰’的決心。”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一向宣揚民族失敗主義，認為不如及早求和。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堅持抗戰，是值得稱贊的。”

　　《史綱》引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檔案和未刊文獻，此外，還引用了大量海外新公開的文獻史料，如蔣介石日記等。作者非常重視通過蔣介石日記分析蔣在各個時期的決策和心態。如引用1928年濟南慘案前后的蔣介石日記，描寫了蔣介石當時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蠻橫行為是如何之憤怒以及如何立志雪恥的心境。同時也指出他對日本侵略者依然一味采取退讓和妥協的態度。1939年3月，蔣介石在日記中恨恨地自問：“本黨為何不能與共黨抗爭，一切組織、宣傳、訓練皆比不上共黨？”“本黨為何不能掌握青年？”《史綱》分析了蔣介石的內心變化。

　　《史綱》頻頻出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樣的說法，意味著作者重視用歷史的眼光、歷史的尺度來評判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也時刻提示讀者注意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

　　對于辛亥革命的意義，人們常說改稱“民國”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其他并沒有什么不同。而作者強調“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這塊招牌和沒有這塊招牌的區別不能小看。”對于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為，作者指出，“周恩來為盡可能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干部，以常人難以想象的頑強毅力，做了堅韌不拔的努力。他有時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做一些違心的事，因為他深知在當時的復雜環境中，不這樣做便無法發揮前面說的那些作用，而這對黨和國家的命運至關重要，又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夠代替他的這種作用。這種做法對他來說十分痛苦，但舍此別無選擇。”這段話充分表露出一位歷史學家的寬容和理解。

　　《史綱》最后一章中，“在不斷探索中前進”一節最值得注意。作者提出，“在不斷探索中前進，是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艱苦跋涉中的重要特點，也是正確理解這段歷史中許多重大問題的關鍵。離開‘探索’這個重要特點，許多事情便很難正確理解。”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各地發展極不平衡的東方農業大國里，無論革命還是建設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個又一個新問題。這些新問題，在書本上和別國經驗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唯一的辦法，只能靠中國人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條自己的路子來。

　　王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