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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忍”，溫和改良主義者季羨林的精神遺產

　　季羨林先生遽歸道山，身后留下上千萬字學術著作，堪稱季老最可寶貴的學術遺產，有待于后人承繼遺緒，薪火相傳。而作為一位民國時期留學德國，歸國后致力于東方學研究，教書育人數十載的現代知識分子，季老的精神遺產同樣值得重視。特別是像季羨林先生這樣經歷了近百年滄桑歲月的學者，不失為洞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命運與精神歷程的典型，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關注。

　　在這方面，相關論述已經不少。只是此時此刻，似有進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學者給季羨林先生作傳，為他的一生提煉出八個字——“清華其神，北大其魂”，將他看做清華、北大兩所著名學府的精神象征。還有人認為，季羨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這些觀點自有其道理在，不過稍嫌粗略，缺乏更為清晰具體的界定。個人感覺，求解季羨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歸，可能還需要從他個人文字里尋求答案。

　　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隨筆，不乏對時代和人生的感悟與反思，或可見證他的思想嬗變與精神歷程。而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羨林先生大半輩子所踐行的人生哲學，主要是兩個字：容忍。這兩個字既是季老的處世方式，也是他學術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35歲的季羨林從德國留學歸來。經陳寅恪先生力薦，他被北大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學系的系主任。其后，季羨林在北大度過了3年“畢生難忘的歲月”。由于工作和學術上的關系，在這期間季羨林和胡適先生過從甚密，常有當面交流請益的機會。1999年，季羨林訪問臺灣，專程前往南港拜謁胡適的陵墓。他后來回憶道：“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看來，彼時彼刻季羨林心情萬分復雜，欲言又止。

　　季老內心的秘密并不難解讀。1949年以后，隨著社會激蕩，多位知識分子先后遭遇“華蓋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批完俞平伯批胡適，最后批到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陳寅恪頭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羨林保持沉默，“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憶及，他說：“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的在天之靈了”。(《回憶陳寅恪先生》)但是，僅僅保持沉默而不能為這些他所熟悉的師長們辯白，這不能不讓他感到有所愧疚。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適墓前，感到心情“不足為外人道也”的一個緣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協，卻也是一種容忍的態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走過的——在頻繁的“政治運動”面前如此，對發生于身邊的人事亦如此。比如去年發生的“藏畫盜賣風波”，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來也稱“丟畫兩三年了”，可他剛開始并不愿積極尋求答案；對于“身邊人”的一些“小動作”，他甚至還刻意裝作沒看見。季老曾說：“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忍者，相互容忍也。”毫無疑問，容忍確乎季老所踐行的一大人生哲學。

　　季羨林先生早年求學于清華，回國后又在北大教書數十載，清華、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腦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季老講過，自己一生中碰到了6位對他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在國外的有兩個人，即他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4個人，即馮友蘭、胡適之、湯用彤和陳寅恪。概而論之，對他的治學方式和人格精神同時帶來深刻影響的，非陳寅恪和胡適之莫屬。

　　陳寅恪先生是季羨林學術和人生道路上一個舉足輕重的榜樣人物。由于在清華期間旁聽了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才會動了主修梵文課的念頭。季羨林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寫道：“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陳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對季羨林產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羨林在北大展開學術和教書之旅，也和時任北大校長胡適不無關系。胡適對季羨林的學術水平頗為欣賞，直至晚年還曾評價：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在這位大學者面前，季羨林“經常如坐春風中”，胡適之的人格魅力，也為季羨林所津津樂道。胡適曾云：“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晚年胡適又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時保持容忍的精神，這也正是季羨林重要的人生寫照。

　　但總的來說，這種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羨林對自由精神的追求。這乃時代使然，也是個性使然。當然，季羨林總是在容忍，有時候卻也遏制不住對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動蕩年代，他對批判知識分子的行為保持沉默，對加諸自己頭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當歷史的教訓逐漸為人們所遺忘，他卻憤然寫出反思大作《牛棚雜憶》。還有，季老晚年多次提出要還自己“一個自由自在身”，這同樣是出于一個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清醒認識。

　　也許季羨林先生從來就沒有忘卻前輩學者、師長們的教誨，不敢丟掉清華、北大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只是出于時代和個性緣故，他更多是以一種容忍的姿態走完自己的一生。還應當指出，季老本人對這種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觀態度，甚而含有積極主動的意味。大概季老總是相信“這個世界會好的”，對于社會天翻地覆以及個人榮辱起伏，方才能夠保持一種寬容和忍耐的樂觀精神。這恰和胡適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內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謀而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語見諸胡適《容忍與自由》(1959年)一文。胡適在文章中提到：“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這番話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正逢臺灣地方當局借機打壓胡適、雷震等人發起創辦的《自由中國》雜志，就此胡適認為雜志“應該檢討自己的編輯方法是否完善”。有論者指出，這篇文章既是胡適對臺灣當局的一次“上諫”，更是“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對同志們發出了一種規勸，指明一條‘溫和’的道路，以期獲得政府的‘容忍’”。(樓魏華，《書屋》2001年第9期)

　　季羨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沒有達到胡適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容忍時代加諸個人身上的種種不幸，同時期待著，這種容忍最終能夠等到和換來社會的進步。這體現和表達了季老的一種心聲：對這個時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會總會朝著更好的方向漸進發展。說到底，這種容忍精神是一種溫和的改良主義。這就是季老留給這個世界的一筆重要的精神遺產。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