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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熱已經熱了多時，從碩學俊才到髫齡幼童，似乎遍見神州，媒介網絡更是鋪天蓋地，似乎不提“國學”，就有落后之勢，而且有擴展到海外的情景，“漢學家”已成為殊榮的頭銜。

　　這也并不奇怪，上世紀50年代前后，經濟的發展并未迅速行進，但是運動不斷，階級斗爭增強，所謂“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風靡一時，學術繼承已成為斷代，學術風氣早已定于一尊，罷黜百家，不獨是“國學”，諸子百家也百花凋零。改革開放以后，學術風氣為之一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再是一句空話，“國學”受到尊重，在繼承優秀文化的傳統上，將是大有可為。

　　不過事物的發展，總是需要一定的平衡，不能偏于片面，毛澤東就在《矛盾論》中說過，事物無不向其反面轉化。根據我幾十年的經歷，任何事物，一過熱，就會適得其反。對“國學”熱，也無妨作如是觀。前不久，見報才知道，某一個縣城，要中小學生每日清晨背誦《弟子規》，真是蔚為大觀。且不說根據理學大師朱熹《童蒙須知》改編的《弟子規》，原本是在封建社會形成的許多規則，自然有不少封建色彩，像“總序”的“弟子規，圣人訓”，就確定了必須聽“圣人”之訓，還有什么聰明才智的發揮呢？而“非圣書，屏勿視”等等，都蒙上一絲封建專權的意味。中小學生怎么能夠鑒別良莠。即如現在，清晨的大好時光，學生的作業已經越來越多，不堪重負，已引起識者的驚呼，現在又加上背誦《弟子規》的負擔，又何以堪。這種“揠苗助長”，也就是一種過熱。至于近年來祀祖追宗的鋪陳，居然蔚為大觀，無不以發揚“國學”為招牌。像祭祀炎黃大典，已成為每年春秋的定例，此外尚有從女媧到神農、燧人、倉頡等先祖的祭祀，必有大典。至于先哲孔子的大典，更是動輒豪華，三跪九叩，三牲供奉，還有各種歌舞。把一個儒學泰斗的思想家、哲學家尊崇為“圣人”，這原本是歷代帝王的粉飾，現在變本加厲地顯示“政績”，不過是舍本逐末而已，而花費的金錢，大約是民脂民膏。

　　前不久，也是從報紙上看到，余秋雨教授勸“大家慎用‘國學’這個概念”，余教授特別指出：“我曾嚴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大量殘害人性的封建極權主義毒素，但如果說這是‘國學的毒素’就會沖擊很多人的愛國熱忱。因此，動不動就說‘國學’，很可能失去理性的嚴峻、冷靜、客觀。”無愧是名人，頗有先知先覺的味道，深得我心。現在一哄而起的“國學”熱，很可能就會“失去理性的嚴峻、冷靜、客觀”。其實，“國學”熱無關乎愛國與否，在于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理解“國學”的核心，促成“國學”的理性發展。

　　應該說，重視優秀傳統的傳承，包括“國學”，是一件好事。但“國學”的興盛，不等于囫圇吞棗般地全面繼承，在于分清精華與糟粕，區別腐朽與創新。這就需要認真地清理。特別是幾千年來封建專權滲透的蒙塵，有歷代御用文人的歪曲，怎樣厘清“國學”的基本核心是什么，怎樣剝離蒙塵的遮蔽，顯現出像孔子這樣的哲人、思想家的本真，不能像歷代御用文人把孔子造成一個神壇，造成一尊偶像，造成三呼“萬歲”的迷信。也是前不久，有的“國學大師”，竟然公開發言，最好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塑上一尊孔子的雕像。在全世界仰望的奧運會上，張藝謀殫精竭慮，對開幕式滲透了優秀文化的含蘊，才受到全世界的稱贊。但一定要在體育盛會中，塑上一尊孔子的雕像，不過是一種借尸還魂的現代迷俗，“國學”熱到這種程度，也可以嘆為觀止了，幸虧明智的朝野之士沒有糊涂到這個地步。也可見“國學”熱熱到癡迷，已經失去了起碼的理性。

　　應該說，要對“國學”尊重，挑起繼承“國學”的重擔，就要經過長期的積累，要靠一滴一點的熏陶。靠運動，靠熱情，靠死記硬背，只能欲速則不達，適得其反。我記得年輕時上中學的時候，學校的國文教科書，就從《左傳》開始，循序漸進，一直到明、清的范文，才使莘莘學子理解了文化傳統，有了對“國學”的初步理解。

　　現代社會處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不能把“國學”片面化，故步自封。正如同1958年四位儒學大師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說的，一方面主張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們主張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科學、民主思想，認為這樣可以“使中國人之人格有更高的成就，中國民族之客觀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發展”。而在《宣言》上簽名的一員徐復觀先生更說：“假使孔孟復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號，以求能從政治上為民立命。”(引自陳弘毅先生《憲政——中華民族復興的要求》)這都是人情練達的好文章，對國人一味鼓噪的浮躁之氣，是一服清涼劑。而另一位公認為新儒學大師的熊十力，曾批判孔子早年“專注于帝王之禮儀”，他還反對漢儒主張的“天尊地卑乾坤定關”，認為“禮之序自不得不隨時變矣”。這才是“國學”大師、儒家宗師真實的肺腑之言。

　　因此，如何對待“國學”熱，應該是采取冷靜的態度，求實的剖析，深入的研究，認真的讀書。不應該是一哄而起、頭腦發熱。

　　我以為，當前應認識到“國學”有效，但作用也有限。有效在于繼承優秀文化傳統；有限在于，除“國學”之外，對西方先進文化的引進和詮釋也不可或缺，這樣才能全面地建設現代化的格局。

　　我已是年近八旬，經歷過反反復復的經驗和教訓，對當前的“國學”熱，不能不發出一點較為理性的聲音。至于唐突前輩，褒貶時賢，就只好請前輩和同輩方家批評指正了。

　　□王 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