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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回到1919

　　“五四”那年的中國社會圖景

　　90年來，對于“五四”的紀念與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識形態的論爭，極少有學者愿意從社會層面去認知那個時代的精神遺存。原本內蘊豐厚，值得再三解讀的所謂“五四精神”，多年以來，被簡略在愛國與賣國的二元表達之間。

　　“五四”不僅僅是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的粉墨登場，“五四”也不僅僅是一曲簡單的愛國主義贊歌。“五四”之復雜，如同一個熱鬧的舞臺，也如同一個各種新思潮和新主義的試驗地。文學革命、學生運動、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使“五四”之年成為一個意蘊豐富的歷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現出來的種種話題，至今仍有歷史回響。

　　真實的社會生活是參差不齊的，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會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從具體而微的角度，選取那個年代的一些社會新聞，用我們的視角，展現那不大為人所關注的另一種社會圖景，還原一個更為真切的“五四”。

　　五四之幕如何開啟？

　　后人給“五四運動”賦予的意義越多，那場運動在今天看起來就越發地面目模糊。“五四運動”并非一個孤立的學生運動，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文/陳遠

　　后人給“五四運動”賦予的意義越多，那場運動在今天看起來就越發地面目模糊。沿時間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事情，遠沒有如今天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許并沒有承載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義。

　　人們常常習慣于把某個時間的節點作為劃時代的標志，卻忽略歷史的延續性。比如看一看民國初建之時的政要名單就會發現，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張勛、張作霖等等，無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

　　同樣，五四運動也并非一個孤立的學生運動，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探討五四之幕如何開啟，才顯得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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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從“二十一條”說起。

　　1915年1月18日，一個陰暗寒冷的傍晚，違反正常的外交途徑，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與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私人會晤之時，提交了幾頁紙寫文件，文件用紙上，印有兵艦和機關槍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凱：要“絕對保密，否則要負一切嚴重后果之責”。

　　文件內容，便是對中國人自尊心傷害超過任何堅船利炮的“二十一條”。按照條約，中國幾乎盡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凱意識到非同小可，當天晚上隨即召集國務卿徐世昌、外交總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陸軍總長段祺瑞、稅務督辦梁士詒，商量日本要求。

　　經過了4天的連續會議，這些習慣于舞槍弄棒的軍閥和官員，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決定利用新聞界來爭取道義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條”大概。同一天，北京的報紙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國政府想利用外國的設想未能實現，那些外國人關心的只是本國在中國的利益。但是中國的公眾輿論在這一時期第一次有了發言的機會，知識分子通過報刊所表達出來的民族屈辱感的心聲，全國上下到處可聞。

　　日置益在與新任外交總長陸徵祥第三次會見時，責備中國政府一反慣例，不但不壓制輿論，反而利用這種輿論。陸對這種指責的回答是：“現在已不再是滿洲人統治的時代了，中國人已經享有新聞自由。”這當然是謊話，只是用來作為對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國國民抵制日貨的行動也在那個時期蓬勃發展起來。政府雖然迫于日本的壓力，屢下禁令，但是屢禁不止。這一運動一直延續到4年之后的五四運動，并且引發了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一場最后對簿公堂的商戰。建立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出版的先驅，從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當時的形勢下，商務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報》刊出廣告，申明“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收回”。但中華書局在進行宣傳時，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純正的華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務含有日本股份。一時間，商務和中華兩家出版大鱷之間，劍拔弩張，是為這大時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凱政府雖然力圖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壓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國政府5月9日6時之前做出答復。8日，袁世凱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總長召開會議，決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會日置益，承認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為“國恥紀念日”。之后五四運動的兩個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在此時已經埋下了伏筆。

　　而在這一時期負責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個官員：章宗祥、曹汝霖、陸徵祥，則成了幾年之后學生運動的矛頭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