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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一九一四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英、法、美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戰爭，一時放松了對中國的壓榨，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一時抬起頭來；也是由于歐美資本家一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近鄰的日本，就加緊的向我們進攻。第一次歐戰開始的時候，日帝就以對德宣戰的名義，誘脅北洋軍閥對德宣戰；更借參戰的名義，侵占我們的東北，攫取德國所侵占在山東的“權利”。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就用種種的方法，幫助當時的中國軍閥進行內戰。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他們國內的反動政權，退出了帝國主義戰爭，與德國媾和。日本軍閥就以國際帝國主義在遠東看家狗的身份，對西伯利亞出兵，包圍蘇聯，企圖借此來吞并我們的滿、蒙、山東，滅亡中國。為著這個目的，他就大量的借錢給中國軍閥，收買他們，先后借款達兩萬萬多元，供給他們的軍火，使他們自相殘殺，并還訂立了出賣中國的中日軍事秘密協定。一九一八年初，奉直戰爭進行狂熱，這年五月，賣國的中日軍事協定被留日的中國學生知道了，他們在東京開會反對，被日本警察拘捕的、打傷的好幾十人，引起了全體留日的中國學生的憤怒，他們于是全體回國，國內學生因此也受到了激動。五月中旬，回國的一部分學生代表到了北京，奔走運動了一些時日。五月二十一日，北大、高師、高工、法專、醫專、農專、中大等校學生兩千多人，為著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舉行了一個破天荒的游行請愿運動，這就是中國學生第一次的游行請愿運動，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這次的游行請愿運動，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學生卻因之組織起來了，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最初的名稱是學生愛國會)，聯絡南北各地的學生。七月中，我們代表北京學生救國會南下聯絡，過天津時，會同天津代表工專學生馬駿、張傳琦(這個人很激烈，開會時，一刀砍掉自己的手指頭寫血書)，到濟南、南京、上海各地向學生去進行聯絡。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組織了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為便于聯絡，學生救國會籌備出版一個定期刊物，聯名叫做《國民雜志》，由南北各地學生和國民雜志社社員兩百多人每人攤出大洋五元作為基金，這樣一下籌得了一千多元，在當時不能算是一個小的數目。社員的名字，憑我的記憶所能寫出的，有鄧康(中夏)，黃日葵、高尚德(君宇)、陳寶鍔、陳鐘凡、馬駿等，教員方面聘作導師而且經常寫文章的，有李大釗同志，另外還聘請了邵飄萍先生做這個刊物的顧問。我們在這里特別來談這個問題，是為著說明五四運動不是突然爆發的，也不是無組織的，相反，是由于有了這些準備，五四一經爆發，才能很快的成為普遍的運動。只因為這個雜志是學生會一部分人舉辦的，它只注意于反軍閥、抗日的政治運動，沒有盡力白話文的宣傳，所以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狂潮中不為人所注意。

　　再來談談當時的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為說明這一問題，不能不說到當時的北京大學，尤其是蔡元培先生做校長時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先生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學來做校長的，當時袁世凱已死，曾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人們又紛紛回來，蔡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他到校后，宣布他的辦學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學術思想自由”。蔡先生的學術思想自由，當然是資產階級的，可是，在當時確實發生了一些進步作用。

　　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來以后，就包括了幾種類型的人物：

　　第一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者，教員中屬于這一方面的有李石曾、吳稚暉等人，蔡校長本人的思想在當時也有點傾于這一方面。李石曾當時在北大教生物學，吳稚暉學校里發表了他做學監他不就職。這些人原來在巴黎開豆腐店，辦了一個刊物叫做《旅歐周刊》，大漢奸褚民誼做這刊物的編輯，這刊物里面時常介紹普魯東、巴枯寧、克魯普得金等人的思想，鼓吹無政府主義。由于當時中國的政治太壞，學生們社會科學的水準不高，又有社會上這些“知名之士”來鼓吹提倡，所以在最初傾向于這種思想的很有些人，還能記憶的有凌霜(黃)、聲白(區)等人，他們在當時都是主張不要國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們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時有些脫離實際的空想家，看不起大伙同學的愛國運動，以為“愛國”是落后的思想(如上面所講的學生愛國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改為學生救國會的)，所以象剛才講過的五月二十一日的請愿運動，北大學生中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人們是不參加的。

　　第二是《新青年》和《新潮》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運動的人物。一九一七年初，蔡校長聘請了陳獨秀來做北大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聘請了章行嚴來做圖書館長，章到校不久辭職，推李大釗(守常)自代。李大釗是日本留學生，民三，章行嚴在日本辦《甲寅雜志》(《老虎報》)，李大釗和陳獨秀都經常在《甲寅》上面寫文章，陳獨秀以后又在上海辦一《青年雜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雜志》改名《新青年》，主張白話作文，鼓吹文學革命。李大釗、魯迅在《新青年》寫文章。大概是在一九一七年秋，胡適由美國回來，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同時也有胡適、王星拱、劉半農、周作人諸人，他們雖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運動人物，可是在思想上當時彼此是有距離的。尤其是胡適與李大釗同志，這時在思想上就有很多沖突。如李大釗同志講《庶民的勝利》，胡適就講民主主義戰勝軍閥主義；李大釗講馬克思主義，胡適就講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同時他又宣傳他的實驗主義；李大釗站在學生一方面參與學生運動，而胡適則站在遠遠的，并且主張二十年不談政治。在胡適影響之下的學生，有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等。他們辦了一個《新潮月刊》，響應白話作文。這刊物，在主張白話作文，響應文字改革上是有他一定的功勞的，可是對于五月二十一日的請愿運動，他們也是不參加的。

　　第三是《國故》派的人物，教員方面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這些先生，他們抱殘守缺，少談政治(其中辜鴻銘、黃侃兩先生，也談政治，不過只是發發牢騷，罵罵人而已)，所以在思想上沒有可敘述的地方。

　　這是五四運動以前北京大學在蔡校長“兼容并包”之中思想分野的一個概略。其中學生方面有從事愛國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如國民雜志社一班人，有參加新文化運動的如新潮月刊社一班人，有發揚舊文化如國故月刊社一班人。他們在五四以前一個時期，還是各自為政，不相為謀的，真正是叫做“自由發展”。這其中，從事新文化運動，站在學生群眾一起，努力抗日愛國運動，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迎接新思想新科學，使學生們走上團結之路，催生五四運動的人物，是李大釗同志，而實現這團結的時期，則在歐戰結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