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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胡蘭成得了意，實在不犯著”

　　序中大量引用張愛玲與宋氏夫婦的通信，鋪陳交待他們當初之所以不敢出版《小團圓》的來龍去脈。張愛玲起先在信中說出自己趕寫出《小團圓》的動機之一是“朱西寧來信說他根據胡蘭成的話動手寫我的傳記”——朱乃胡落魄臺灣時的接濟者、作家、寶島文壇三姊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之父——張愛玲豈能任由自己的傳記出自“無賴人”之口述，所以才決定自寫一部自傳體小說以正視聽，同時也可謂對胡蘭成前作《民國女子》中關于兩人戀情的一廂情愿、沾沾自喜的描述的反擊，但寫完了卻又“矛盾得厲害”，因為以兩人“愛情”經歷為重心的《小團圓》一旦出版，勢必引發民間乃至文化界對張及胡的瘋狂議論，“胡蘭成現在在臺灣，讓他更得了意，實在不犯著”。

　　宋淇看完初稿后更是深感焦慮，“不要忘了旁邊還有一個定時炸彈——‘無賴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線，去臺灣文化學院教書，大寫其文章，后來給人指責為漢奸，《中央日報》都出來攻擊他，只好撤職，寫文章也只好用筆名。《小團圓》一出，等于肥豬送上門，還不借此良機大出風頭，寫其自成一格的怪文？……洋洋得意之情都想得出來。一個將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著什么就是什么，結果連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來？”

　　“張愛玲早已去世，什么批評都不再可能給她切膚之痛”

　　1976年的政治時局與文化氛圍又是何其肅穆死寂，《小團圓》雖似反擊，千回百轉卻還是對漢奸文人的半生癡戀，所以宋淇當時怕張愛玲被“拖下水”絕非杞人憂天，他在信中著重“點醒”她說：“……官方默不作聲，讀者群眾只聽一面之詞，學院派的辯護到時起不了作用，身敗名裂也許不至于，臺灣的寫作生涯是完了……以上所說不是我危言聳聽。”另外書中篇幅較多的極端赤裸的家庭隱私細節披露及性描寫也與張愛玲以往作品的隱晦華美大相徑庭，宋淇深恐毀掉她的“偶像”聲譽，“從好的一方面說，你現在是偶像，不得不給讀者群眾好的一面看；從壞的一方面說，你是個目標，說得不好聽點，簡直成了眾矢之的……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紕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頭來。”

　　綜合以上，原本“把心一橫，寫了出來”的張愛玲也決定放棄在當時出版《小團圓》。宋以朗在序言中認為當時最大的隱憂就是“胡會利用《小團圓》出版的良機而大占便宜，亦不會顧慮到張愛玲的死活”，但“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胡早死，“有關他的一切隱憂現已不復存在”，政治上的敏感度亦與當年“有天淵之別”“這重顧慮亦可放下了”。對于“有毀偶像聲譽”的疑慮，宋以朗深覺今非昔比，“假如張還在生，且看到現時互聯網上那些談論她的文字，她便會明白當年的顧慮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最重要的一句是“事實上她早已去世，什么批評都不再可能給她切膚之痛”，竟有些死無對證的意思。

　　宋以朗在序文最后擺出張愛玲于1993年回復給催促她出版《小團圓》的皇冠出版社編輯的信，信中說“《小團圓》一定要盡早寫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以明證她“根本舍不得銷毀《小團圓》”。但無論如何，張愛玲在生前是否有愿出版此書便只有天知曉了，縱使她最親密的摯友宋氏夫婦，至死也未敢令其問世，因其內容縱使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足以令人驚得合不攏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