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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首風波”中民族情緒能否走向文化反省

　　胡印斌

　　我們在意的到底是獸首的文物價值，還是其所標志的國恥，抑或是獸首之外千千萬萬的物質(zhì)非物質(zhì)的文化遺產(chǎn)呢？對于國恥，事關(guān)歷史敘述，很多時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標志性年份，一擁而上紀念紀念。而且，擁上來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體認，更多是來尋覓往昔的榮光。至于文化遺產(chǎn)，這些年來，經(jīng)由我們的雙手毀掉了多少珍貴的文物遺址。即便是那兩個獸首的家園圓明園的福海，不也給它鋪上了水泥硬底了嗎？由獸首出發(fā)，也許能夠推動一些思路的改變。

　　又是法國。罔顧中國人民的感情，執(zhí)意拍賣圓明園文物……近一個月來，兩件圓明園青銅獸首的拍賣和反拍賣，裹挾著媒體和公眾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情緒發(fā)泄。對屈辱歷史的沉痛記憶，對強盜行徑的隔代聲討，對文保現(xiàn)狀的不滿和質(zhì)疑，以兩件生肖獸首為觸媒，拋擲著，撕扯著。與此前家樂福事件一樣，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依然貫穿了事件的進程，律師作秀？媒體炒作？還是暴民躁動？其間情狀意味深長。

　　先是圓明園鼠首兔首拍賣消息傳出，1月，在官方尚無明確表態(tài)的情況下，中國67名律師擬通過法律途徑阻止拍賣，民間追索流失文物的聲音由此升溫。2月12日，中國外交部回應(yīng)法國拍賣圓明園鼠首兔首銅像。至此，官方、民間的意見表達在互動中漸趨一致，比如有論者這樣寫道：一時拿不回來的流失文物，就讓它先放在國外吧，讓中國人多一份屈辱的念想。這念想，也是可以成為愛國教育的。

　　理性和克制，在法方執(zhí)意拍賣之后，同樣有所體現(xiàn)。比如，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組長羅哲文就指出：圓明園12生肖工本、工藝等并不特別，價值頂多幾十萬元人民幣。它們的價值，不是經(jīng)濟和藝術(shù)價值，而是政治價值，因為這是侵略者的罪證。主流聲音的這種克制和理性，雖然未必完全說服那些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降溫”效果是明顯的。

　　不過，擾攘喧囂中，也搖曳著很多看似理性其實更容易激發(fā)民族義憤的話語。或許是為了給中國人“降溫”，很多論者試圖揭出包括圓明園在內(nèi)的很多文物遺址其實是中國人自己毀掉的“史實”。然而，即便“果真如此”，怕也不能開脫了或者干脆替代了侵略者燒殺掠奪的史實。這是兩碼事，此刻攪和在一起，只能是揚湯止沸，讓事情越來越亂。

　　我們當然需要從單向度的民族情緒發(fā)泄，從個別歷史細節(jié)的借題發(fā)揮，進一步走向?qū)γ褡濉�對國家、對歷史的整體性文化反省。但在路徑選擇上，一味強調(diào)中國自己應(yīng)該承擔的“被侵略”責任，一味發(fā)掘焚毀圓明園事件中中國人自己的“咸于搶掠”，一味在別人大肆拍賣故國文物時無動于衷甚或超然物外，無論如何，都不是一種真誠的反省。克制是因為畢竟事過境遷，理性是因為還可以積極尋求其他更合宜的途徑，但克制和理性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此放棄憤怒的權(quán)利和堅持追索的努力。這是文化反省的底線。

　　文物問題從來就不單單是文物的問題，希望文物的歸文物、政治的歸政治只能是一種善良的愿望。從文物史來看，越是命運多舛、遭際復(fù)雜的文物，凝結(jié)其上的各種符號就越多，漫漶其間的各色紋路就越深，其所承載、凝結(jié)和傳遞的歷史文化信息也就越豐富。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一層層累積在文物之上的世事變遷、歲月留痕，或可相當于文物表面的“包漿”。那是在悠悠歲月中灰塵、汗水、淚水，把玩者的手澤，或者土埋水浸，經(jīng)久的摩挲，甚至空氣中射線的穿越，層層積淀起來的沉靜溫存之氣。能輕易拂拭得去嗎？

　　國民對于這樣經(jīng)歷了國運跌宕、歷史變遷的文物有一些激烈、熱切的表現(xiàn)，并借此翻騰翻騰屈辱的、悲慘的乃至被損害的歷史，實在是正常得很。既然民族國家存在，這樣的情緒就不可或缺。討論和爭辯，也會厘清一些已經(jīng)模糊了的歷史事實和文化記憶。有學者擔心“文化問題成為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虛擬的泛政治情感，真的成為家國間的民族情感”，這擔心大可不必，事實上，現(xiàn)在看上去的“過度熱烈”，不過是以往“過度冷漠”的反撥罷了。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歷史，別人可以飄洋過海，焚我家園，掠我寶貝，我們連講都不能講？

　　現(xiàn)在需要的，應(yīng)該是從民族激烈情緒脫胎出來的文化反省，而民族情緒、抑或是“民氣”，是文化反省的起點。實際上，這一輪的“獸首風波”，早在去年10月份就喧鬧過一次了。那一輪的“喧嘩與躁動”至少弄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大家均不贊同以“回購”的形式買回被別人掠奪走的圓明園流散文物，那無疑于給“贓物”、“罪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也因此，這一次沒有充大頭，沒有以愛國的名義耗費公帑民財，把文物“買回來”。很好。埃及追索被法軍掠走的獅身人面像胡須，堅持不出一文，為此居然等了193年，國寶終于回歸埃及。此外，1977年扎伊爾向比利時索回了數(shù)千件文物，1980年伊拉克向法國索回了《巴比倫法典》和《漢穆拉比法典》的部分，2002年埃及向德國索回了一具古埃及法老金棺棺盒……在外交努力和國際公約的框架下，中國人一樣可有作為。時間長一點、過程曲折一些，都不要緊，這樣的堅持才是最好的文化反省，這個努力的過程才是最好的國民教材。

　　除了對外的文化堅持，對內(nèi)方面，還要思考一下，我們在意的到底是獸首的文物價值，還是其所標志的國恥，抑或是獸首之外千千萬萬的物質(zhì)非物質(zhì)的文化遺產(chǎn)呢？對于國恥，事關(guān)歷史敘述，很多時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標志性年份，一擁而上紀念紀念。而且，擁上來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體認，更多是來尋覓往昔的榮光。至于文化遺產(chǎn)，這些年來，經(jīng)由我們的雙手毀掉了多少珍貴的文物遺址。即便是那兩個獸首的家園圓明園的福海，不也給它鋪上了水泥硬底了嗎？由獸首出發(fā)，也許能夠推動一些思路的改變。

　　一場“獸首風波”，驚起幾多激烈反應(yīng)。有論者總結(jié)，此次追討最感欣喜的是凸顯中國公民社會的茁壯成長與理性維權(quán)精神；也有學者認為，不能將其作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標志性事件來放大。其實，沒有比這更能牽動如此廣泛人群注意并參與的事件了。正是這種種樣態(tài)的真實呈現(xiàn)，讓我們感受到這一事件中蘊涵的價值和意義。以此為起點，或可尋覓出一條我們所習焉不察的隱秘路徑，經(jīng)由這條路徑，文化的反省有之，社會的反思有之，政府的警醒亦有之。那就是，善待現(xiàn)有的，找回失散的，養(yǎng)成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