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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激起千層浪。2月18日《北京晚報》刊發李輝先生質疑文懷沙先生的文章,連日來頗引人注目。李輝先生的質疑主要集中于三點:出生年月造假,“文革”入獄另有原因,學術水準難當“大師”之稱。

　　公民的個人隱私應當受到保護,名人自不例外。但是,如果當人們把自己的私人信息引入公共領域,并可能影響公眾的判斷,那么“隱私”保護權便當讓位于公眾的知情權。由此,人們關注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其實,為這三點質疑尋找答案并不困難。前兩點或有檔案可查,或有知情者說;后一點可以通過學術活動、學術成果來品鑒。同時,當事者也可細說原委作為參考。事實上,由近兩日當事者的“質疑”與“回應”,真相已略約現出端倪。

　　可以想見,隨著未來辯難的深入,即使案無定論,公道亦在人心。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我想說的是,拋開孰是孰非的糾纏,圍繞“質疑”所再次“曬”出的種種學術文化圈中“怪現象”以及人們面對“質疑”所抱有的心態,就已經有太多的話題值得我們思考。

　　比如,李輝先生談到的“冒認師父”質疑。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指責是否屬實,但我們的確知道類似的情況屢見不鮮。“我的老師……”這本該是感恩的句式,但是被多少人當做夸耀的資本——儼然,圣人的弟子至少是“亞圣”,保不準還“青出于藍”呢!重要的是,這種自我夸耀在趨炎附勢的鼓動下,已逐漸演變為社會認同,進而成為某些人的晉身之階,“雞犬升天”的現代版本也便在文化、學術圈不斷上演著。如此怪象,在不知不覺中,磨蝕著我們的判斷力,左右著人們的“努力”方向,扭曲著學術的評價標準。看似小事一樁,實則貽害不淺。

　　正如二十多年前把所有歌者一律稱為“歌星”一樣,今天,介紹某學者前必定加注“資深”、“著名”或是“某某家”的標簽,否則,反倒“不正常”,難免會被人視同草芥;而“國學”、“大師”更是幾成“固定搭配”——談“國學”者,豈能不“大師”?有人笑談,如果你不知道某人職務,直接稱他為“主任”好了,因為,“主任”不像“××長”那樣有明顯的級別特征,大小均宜,皆大歡喜。想來,今天的“大師”,與此類同。面對漫天飛舞的“大師”,授者故作崇敬,受者心安理得,誰當真,誰當真迂腐得可以!只是,在不久的將來,“大師”也會如某些稱謂一樣詞義反轉,讓人避猶不及?“大師”之稱泛濫,折射出的是人情的虛妄、人心的浮躁、學術的失準。

　　值得注意的是,在圍繞此次“質疑”事件的討論中,也有人懷疑質疑者在借勢自我炒作,而反駁者則稱,李輝先生作為“著名學者”無此必要。實際上,雙方都陷入了一個誤區——難道,如果李輝先生只是一個“普通”而非“著名”的學者,他的“質疑”就會有更多的炒作嫌疑嗎?進而,如果他不是“學者”,就沒有“質疑”的資格了?事實上,“這是批評者的自我炒作”已經成了很多名人拒絕批評的“護身符”。由此,對“動機”的猜測往往轉移、遮蔽了人們對“真相”的探究。

　　批評與反批評、質疑與回應,應當被視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常態。正是在不斷的批評與反批評、質疑與回應的交流、交鋒中,公眾得以洞悉更多的實情。在這個意義上說,面對公眾普遍關心的“李輝先生的質疑”,文懷沙先生能給予更多針鋒相對的“回應”,善莫大焉。

　　邢宇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