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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關于陳寅恪的傳奇故事，就一直在清華園里流傳著。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們一再討論——當年，清華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沒有“恪(què）”這樣的讀音，有人請教他：“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他似乎更希望人們了解他的學問及其價值，他的整個生命是和學術連在一起的。他在國難、家恨和個人的坎坷中，為學問付出了一生。

　　——編者

　　被稱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華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大事：成立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并不出名。

　　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據說梁啟超為了推薦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么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梁啟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清華的校長最終怎么做出決定的，無從考證。但事實是，遠在德國游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

　　一年后，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里。他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于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嘆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余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游學海外13年帶回的卻是東方學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閉塞之地，在洋務運動中卻突然開風氣之先，興學、辦報、開礦、建工廠，這得益于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寶箴有個助手，也就是他的兒子陳三立，父子倆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原因是他們在湖南率先變法。

　　陳寅恪就是這陳家的第三代。這一年他9歲。家國大難之后，陳寶箴攜家帶口回了江西老家，陳三立索性專注于詩歌創作，“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這個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顯赫門庭，走向了與傳統仕宦截然不同的結局。

　　父親陳三立不要孩子應科考、求功名，在陳寅恪13歲時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聞強記，打下堅實舊學基礎的陳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來陳寅恪因病從日本回國，考入復旦公學，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學堂，相當于現在的高中。陳寅恪成績優秀，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后的1909年，陳寅恪畢業，他帶著復旦公學的文憑，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張文憑，登上了去西洋的輪船。父親陳三立趕到上海，送別陳寅恪。他把父輩兩代人變法圖強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陳寅恪一輩子以家族為榮，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終生背負著家、國的使命。他輾轉游學13年，從德國到瑞士、后又去法國、美國，最后再回到德國。他學物理、數學，也讀《資本論》。13年里，他總共學習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萊文等22種語言。

　　陳寅恪在德國讀書，都沒有要學分。人家上課他跑去聽，聽了做筆記，他自己注冊的是印度學系，他就在那兒自己讀書，沒事去聽課，完全是一種文人求學，有點像中國傳統的游學。陳寅恪說：“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不求博士文憑的陳寅恪，卻形成了自己寬闊的學術視野。

　　13年的游學，陳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學術中發現了什么？他在自己的發現中又確立了怎樣的專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學，但沒想到的是，他從西方帶回來的竟是東方學。

　　陳寅恪發現，在世界學術中，中國文化的地位很高，跟當時中國地位低下的現實完全相反，跟國內批判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樣。他后來明確主張中國學術應“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就是以這樣一種感受作為基礎的。

　　開辟國學研究新領域

　　陳寅恪有著深厚的國學根底，也接受了嚴格的西學訓練，但他從不滿足，僅梵文一項，就先后學了10年。當時中國學術正處在逐漸走向國際學界這樣一個轉軌的時候，在清華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啟超、王國維的鼎力支持下，陳寅恪為中國學術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不同民族語文與歷史的比較研究。

　　每逢上課，陳寅恪總是抱著很多書，吃力地走進教室。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是用黃布包著書來的；而講其他的課程，他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著的。他的講課旁征博引，只要是從國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成了后來的大家。其中有語言學家王力、敦煌學家姜亮夫、歷史學家謝國楨、考古學家徐中舒、文獻學家蔣天樞等等。

　　1932年夏，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陳寅恪應系主任之邀出考題。不料他出的題目非常簡單。考題除了一篇命題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對個對子，而對子的上聯，又僅有三個字：“孫行者”。陳寅恪擬定的標準答案是“王引之”、“祖沖之”。一個名叫周祖謨的考生，給“孫行者”對出的下聯是“胡適之”，用的是當時最時髦的人物胡適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陳寅恪的預料。

　　用“對對子”這樣的文字游戲，來作為堂堂清華大學的招生試題，當時很多人還是難以理解，也有人誤以為這是以舊學的看家本領向新文化挑戰。其實，陳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當時很多學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國語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陳寅恪覺得用對對子這個方法，其實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歐語系的區別在哪里。陳寅恪關注的是漢語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對民族傳統語文充滿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