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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頡剛?cè)沼洝返某霭妫�解密他不為人知的千斛情淚；邵洵美遭魯迅棒喝，“盛家贅婿”不改“唯美”；張競生海外情場涉歷，春夢終竟無痕；田漢為愛成恨；周作人集外遺文痛罵陳西瀅；徐志摩日記歸屬大起風(fēng)波……《民國的身影——重尋遺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為我們梳理種種文人往事，重建歷史現(xiàn)場。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報》報道說:“19日午后2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飛平，飛行至濟南城南三十里黨家莊，因天雨霧大，誤觸開山山頂，當(dāng)即墜落山下。本報記者親往調(diào)查，見機身全焚毀，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機二人，全被燒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認……”

　　報道中殉難的乘客就是詩人徐志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為他在各地舉辦了追悼會。追悼之余，由胡適領(lǐng)頭，組成編輯委員會，擬將徐志摩已發(fā)表的作品和未發(fā)表的手稿、書信、日記全部搜集，編成《徐志摩全集》，以盡對亡友的責(zé)任。這在同年12月5日沈從文給王際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們在預(yù)備印行他的信里，選出一些使活人看來不至于紅臉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紀(jì)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對于此后生活毫無依歸的小曼，稍有補助。……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張將來由一個人保管(我以為叔華最適宜于做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這事情結(jié)果怎么樣。”

　　何以是由凌叔華來保管呢？原來徐志摩曾經(jīng)追求過凌叔華，凌叔華可說是徐志摩的“紅粉知己”。徐志摩曾對陸小曼說“女友里叔華是我一個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種能了解他“靈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華也不只一次說過，志摩與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學(xué)者梁錫華就指出:“從年月可見，徐志摩寫這些親昵到近乎情書的私柬給凌叔華，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認識陸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虛、最傷痛、最需要填補的時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華近在眼前而又屬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動情并向她試圖用情，是自然不過的。”

　　基于對凌叔華的信任，1925年3月，當(dāng)徐志摩決定歐游時(按:除赴泰戈爾之約，更重要的是為他與陸小曼的緋聞，而去躲避風(fēng)頭的)，臨行之前他把一個裝有“天堂和地獄”案件的小皮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小皮箱就是后來大家通稱的“八寶箱”。箱子放有什么東西？據(jù)推測，有徐志摩的書信及平時他隨手寫下的一些散文或詩歌的手稿，最重要的有兩本英文日記，那是1921與1922年間他在英倫和林徽因相戀的日記，通稱《康橋(Cambridge)日記》。據(jù)林徽因給胡適的信，談及還有《雪池時代日記》(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戀日記)。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歐游歸來，他與陸小曼的感情熱度并沒有遞減，反而急驟升溫。不久雙方各自順利解除婚約，徐、陸兩人終于在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北海董事會舉行婚禮。此時徐志摩忙得無暇顧及那個存放在凌叔華那里的“八寶箱”。到了婚后，他們移居浙江硤石及上海后，又顧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陸小曼看到的日記、書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沒有急著把箱子索回。而在這期間凌叔華也經(jīng)歷了與陳西瀅結(jié)婚等人生大事及后來與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況，“八寶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華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歐游。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師梁啟超的病。他見著很多舊日的朋友，但此時凌叔華與陳西瀅已從日本返國，并在兩個月前與陳西瀅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見著凌叔華，人在武昌的凌叔華顯然沒有機會將“八寶箱”當(dāng)面交與徐志摩。因此才有后來(1931年12月10日)她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去日本時，他也不要，后來我去武昌交與之琳，才算物歸原主”之句。

　　凌叔華說她通過卞之琳，將“八寶箱”轉(zhuǎn)交給徐志摩。凌叔華不可能將如此重要的“八寶箱”交予一個從未與徐志摩謀面的人，這也難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發(fā)表長文，認為凌叔華的種種說法，是一筆糊涂賬。

　　但徐志摩在此時確實將箱子取走了，據(jù)1932年元旦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說:“……此箱偏偏又是當(dāng)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華)的一個箱子，曾被她私開過的(此句話志摩曾親語我。他自叔華老太太處取回箱時，亦大喊‘我鎖的，如何開了，這是我最要緊的文件箱，如何無鎖，怪事——’又‘太奇怪，許多東西不見了，missing’)。”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從麗琳處取回箱子。總之，“八寶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來“八寶箱”怎會又在凌叔華的手中呢，那是兩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從上海到北平，在他與沈從文的接觸期間，兩人很可能相約各自為對方寫小說，因為后來徐志摩以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故事寫了一篇《珰女士》，發(fā)表在9月份的《新月》雜志上，當(dāng)然沈從文也有意以徐志摩為原型寫成小說。徐志摩是把“八寶箱”提來要給沈從文看。沈從文后來是否看過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這件事是沒錯的。

　　只是這次“八寶箱”中的東西是與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時代日記》在輾轉(zhuǎn)于硤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間，為陸小曼所見，被陸小曼給燒了。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陸小曼的日記，那是寫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歐游之后，因此肯定不會是在徐志摩歐游前交給凌叔華箱子前放進去的。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倫的凌叔華復(fù)信給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說:“……至于志摩墜機后，由適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說要為志摩整理出書紀(jì)念。我因想到箱內(nèi)有小曼私人日記兩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記二三本，他既然說過不要隨便給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過我為他寫‘傳記’。為了這些原因，同時我知道如我交胡適，他那邊天天有朋友去談志摩事，這些日記，恐將滋事生非了。因為小曼日記內(nèi)(兩本)也常記一些是是非非，且對人名也不包涵，想到這一點，我回信給胡適說，我只能將‘八寶箱’交給他，要求他送給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適之日記上，仍寫志摩日記有兩本存凌叔華處……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發(fā)現(xiàn)……”從一些書信得知，胡適在第一時間(11月27日)從凌叔華處取得了箱子，打開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會上，胡適就提到要將徐志摩的書信收集出版，這個主意提醒了凌叔華，因為她手上原有許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來編輯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

　　凌叔華原本興沖沖地要去征集志摩的書信的，沒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給她志摩的信，還因十天前出于胡適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寶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華從“八寶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橋日記》，林徽因得了便宜又賣乖，凌叔華當(dāng)然不會給她好臉色看的。或許是因為太想得到《康橋日記》，或許為了讓凌叔華心理平衡點，她讓凌叔華帶走陸小曼的兩冊日記。這在后來林徽因給胡適的信中有說“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后交叔華，由您負責(zé)取回的”及“又說小曼日記兩本，她拿去也不想還”等等的字句。在凌叔華臨走前，林徽因說要到凌叔華家取《康橋日記》，凌叔華說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說她本想同凌叔華回去，但卻又不敢開口，于是約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華家取。

　　12月9日上午11點半，林徽因親自到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說:“昨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后檢自己當(dāng)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nèi)，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nèi)(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棧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閑當(dāng)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nèi)，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知道凌叔華是有意躲著她，不愿將日記交出，林徽因把這字條交給胡適看了。而當(dāng)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guān)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讀到，希望凌叔華能夠體諒。

　　12月10日，凌叔華給胡適寫信，信中雖有強調(diào)箱“內(nèi)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因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的原因，但凌叔華沒想到她原本是遺物的保管人，如今卻落得空無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寫這信是在試探胡適對此事的態(tài)度。胡適如何響應(yīng)，目前無從知曉，但他是比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會把箱子交給林徽因。

　　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橋日記》，葉公超都看過，再不拿出來恐怕說不過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華也留了個字條說“怕你急，趕早送來”的話。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頁的半本日記(始自1920年11月17日)，發(fā)現(xiàn)與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記銜接不上，這半本日記的最后一句是“計劃很糟”，“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也就是這后面還缺了一大段。林徽因當(dāng)時是氣急敗壞的，后來她又去找胡適求助，于是胡適在12月28日寫信給凌叔華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為私有秘寶，則余人所藏也有各成為私有秘寶的危險。第三，朋友之中會因此發(fā)生意見，實為最大不幸，決非死友所樂意。第四，你藏有此兩冊日記，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與孟和夫婦皆知道，徽因是你親自告訴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編的遺著略目，就注明你處存兩冊日記。昨天有人問我，我就說:‘叔華送來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記都在那里，我還沒有打開看。’所以我今天寫這信給你，請你把那兩冊日記交給我，我把這幾冊英文日記全付打字人打成三個副本，將來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給你做傳記全材料。如此則一切遺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傳記的人就容易了，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

　　胡適的話說得委婉而有力，處處都替凌叔華設(shè)想到，但又處處進逼，讓凌叔華無法回絕。凌叔華接信后當(dāng)曾立即向胡適響應(yīng)，因此胡適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釋，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連寫了兩封長信給胡適的舉動，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氣曲折說瞎話。此次因為叔華瞎說，簡直氣糊涂了……女人小氣雖常有事，像她這種有相當(dāng)學(xué)問知名的人也該學(xué)點大方才好。現(xiàn)在無論日記是誰裁去的，當(dāng)中一段缺了是事實，她沒有坦白地說明以前，對那幾句瞎話沒有相當(dāng)解釋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會撕的，小曼尚在可問)。關(guān)于我想著那段日記，想也是女人小氣處或好奇處、多事處，不過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覺得慚愧。實說，我也不會以詩人的美諛為榮，也不會以被人戀愛為辱。我永是‘我’，被詩人恭維了也不會增美增能，有過一段不幸的曲折的舊歷史，也沒有什么可羞慚(我只是要讀讀那日記，給我是種滿足，好奇心滿足，回味這古怪的世事，紀(jì)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說她急著要《康橋日記》(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話說得很輕松，其實是因為那有著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這日記落到別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談到我們英國一段事，說到他的《康橋日記》仍存在，回硤石時可找出給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給我，因為他知道我留有他當(dāng)時的舊信，他覺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緣故。

　　胡適從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華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之后，胡適到南方去了一段時間，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華送來的日記，胡適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記中說:“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平鬧得滿城風(fēng)雨，鬧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頁。我真有點生氣了。勉強忍下去，寫信去討這些脫頁，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還日記的原書。這位小姐到今天還不認錯！”

　　胡適得到凌叔華送來的《康橋日記》，無疑轉(zhuǎn)給了林徽因。林徽因在這之后的一封給胡適的信中，明白地表示，這些日記在當(dāng)時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著用這些材料作傳，目前“只是收儲保存”。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說:“我1982年為一卷本《徐志摩選集》寫序，僅就聽說林徽因當(dāng)年爭到的一部分而言，說過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確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紅衛(wèi)兵的打、砸、搶。這是我當(dāng)時特向金岳霖打聽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話說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愛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過世后，確是“有人有意”讓它消失于人間了。

　　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