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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事干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個中國人

　　周總理領導外事工作幾十年，他不僅為開拓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建立了豐功偉績，而且親自組建和培養了我國的外事隊伍。他為我國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則，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須做到“站穩立場，掌握政策，鉆研業務，遵守紀律。”他說：外事干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一個中國人，要懂中國歷史，要熱愛自己的祖國，維護國家的主權，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學西太后、袁世凱、蔣介石跪著辦外交。”“我們反對失掉民族自尊心”。他說；“加強我們的自信，發揚革命的愛國主義，對我們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愛國主義能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它與國際主義是結合著的，是國際主義指導下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

　　總理1963年勉勵在國外工作的同志說：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是最難能可貴的革命品質。總理一向反對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員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總理要求駐外使節向駐在國學習，指出一個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長處，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還要學習駐在國語言，尊重駐在國的風俗習慣，熟悉駐在國情況。總理特別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思想，1952年召開使節會議時，發現有的大使有大國主義的思想表現，便抓住這個問題，大講大國沙文主義的危害，提倡對外平等待人。他說，對亞非國家，我們應當有“以大事小”的胸懷，要尊重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例如，1954年夏，總理訪問印度就交代在機場的講話要先譯印地文，后譯英文。在萬隆會議時，總理同阿拉伯人談話，強調要用阿拉伯語。當時我國很少人懂阿拉伯語，他指示要培養阿語人才。他還說，到阿拉伯國家的留學生要學《古蘭經》，了解宗教情況，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學吃牛羊肉。有一次總理率代表團出訪，有的同志不習慣吃當地口味的飯菜，就從使館拿餅干吃。總理知道后批評說，應當尊重人家的款待。總理自己就與主人一起吃當地的飯菜，主人很高興。總理的這些言行使駐外人員受到很大教育。

　　周總理對外事人員的業務學習抓得很緊，并千方百計地提高大家的學習自覺性。有時他利用分析研究國際形勢的機會，向在場的同志詢問國際上和各方面的情況。如果屬于重要情況，主管的同志答不上來，總理就要責備，然后他會耐心地講解學習業務知識的重要性，外事干部應具備的知識范圍和怎樣提高業務知識的水平等，引導大家鉆研業務。他還要求外事干部政治上、業務上都要練基本功。他有時還考問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歷史和文化科學等各方面的問題，引導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廣博的知識。

　　建國初期，從部隊調來一批干部，總理為他們開辦外交業務學習班，還親自參加講課，手把手地教，使他們逐漸學會辦外交。那時駐外使節出國前，回國述職，總理都熱情接見，對工作做得好的表揚，不好的批評。他還要求使節到農村工作參觀，了解國內生產情況和人民生活。要使節列席一些重要會議，使他們開闊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國家出使國外。

　　總理對翻譯工作人員的要求是嚴格的：要求翻譯練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語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識的基本功；還要求翻譯加強形勢政策學習，看有關的文件資料，不要當傳聲筒，而要參與業務。做口譯的則要對領導同志所談的問題、外賓可能提出的問題預作準備；要熟悉領導同志的意見，領會精神，要能當好領導同志的參謀，幫助把關。他還不止一次地講過，一個好的翻譯不僅要譯得準確，而且要譯出領導同志的口氣和感情。重要的詞句怎樣譯，總理是很注意的。遇有譯得不妥之處，當即提出糾正。例如，有的翻譯把“毛澤東思想”譯成“毛澤東的思想”，總理就耐心地講解毛澤東思想不能有個“的”字，應當譯成“毛澤東思想”。翻譯把珠穆朗瑪峰的高度譯成“大約為9000米”。總理批評說，不能“大約”，要準確。

　　總理對翻譯的理解、體貼感人至深。他對翻譯說：“我倆是互相合作的關系。”在會談前，他常常事先就讓翻譯知道大體內容，讓他們看到有關文件或講話稿，預作準備。總理最理解和體會翻譯工作的重要性和艱苦性，他說：“不讓翻譯參加政治業務學習是最殘酷的。”總理深知翻譯工作很辛苦，常常在內部聚餐時向翻譯同志敬酒慰問。他看到翻譯在宴會上顧不上吃飯，就故意與中國人說話，讓翻譯抽空吃飯。他看到翻譯遲疑時，就主動重復一遍，非常體貼。有一位朝鮮族翻譯聽不懂上海話，周總理就反過來為這位翻譯做上海話的翻譯，并說：“你要注意學方言。”總理理解口譯工作受年齡限制，就事先物色培養接班的年輕翻譯，讓老翻譯向自己擅長的方面發展；而對初任他的口譯的同志則有意用通俗的語言，把講話的段落縮短。真是體貼入微，關懷備至。

　　四、親自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

　　總理在會見外賓時，總是抓住時機，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做調查研究。如總理會見韓丁時就仔細向他詢問美國的情況。有時只是禮節性的會見外賓，時間很短，他也要抓住這點時間，了解情況。他曾說：“接見外賓，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機會，也是調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學習的好機會，這是送上門來的學習機會，不要放過。”

　　他過問一件他不熟悉的事情時，總要反復地向專家請教，從不自作主張。在處理涉外問題時，他總是堅持對有關的歷史和現狀親自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視來自基層的經驗，寫得好的工作匯報，他都看得很仔細。平時較長的報告，我們為他做出摘要；但我們發現遇有特別重要的報告，他看完摘要，還要看全文，有時還圈圈點點。他也注意聽主管科員介紹情況。總理說；“我要先恭恭敬敬地當學生，特別是要聽主管同志的意見，然后才能提出指導性意見。”他總是堅持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慎重地做出決策。

　　總理有驚人的記憶力，但他從不輕信自己的記憶，遇到問題常常要戴著老花鏡查閱原著、資料、地圖或《康熙字典》、《辭源》等工具書；遇有不熟悉的地名，總要從地圖上找出來才放心。如有引語，一定要查到原出處。有時還要查清某事發生的年月日。批閱文件時需要弄清某一情況，就叫秘書馬上查資料，必要時向有關部門查詢或請主管部門負責查清。遇到有關理論問題，常常要翻閱馬列義主著作或毛主席著作的有關章節，看得非常認真仔細，反復領會思索。

　　正是這樣長期勤奮積累，不倦地鉆研，他才能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對很多具體情況，了如指掌。他掌握的一些細節，有時連主管人員都說不上來。中印、中緬邊界談判時，總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許多專家、教授請教。有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圖上少了一個對方的據點，有一段邊界線劃彎了，下面各級負責人看過，都未發現，送給總理審閱才發現這個問題。在中緬邊界談判期間，總理除仔細查看中外歷史資料和地圖外，還召集有關人員進行多次研究。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理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我國同鄰國之間十分復雜的邊界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原則，并且通過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為我國解決同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樹立了樣板。

　　有一次總理陪一位外國元首參觀三門峽樞紐工程，他給外賓詳細講解黃河沉沙淤積給工程設計施工帶來的困難，還講到陜西河南等鄰省在處理沉沙淤積問題上的利害矛盾等。外賓聽了很欽佩。

　　還有一次，總理得知淮河鬧水災，就在西花廳一連召開了20多次會議，調查研究上游、中游、下游三段不同的問題，一再強調要顧全大局，統籌兼顧，統一領導，堅持儲蓄排放并重的方針。經過總理的調解和協調，合理地解決了上、中、下游的矛盾。

　　五、虛懷若谷，滿腔熱情地傾聽意見

　　總理一貫相信群眾，尊重群眾。他在談到如何解決工作中的困難時說，“群眾比我們強，比我們智慧多，辦法多”。他處理問題經常注意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真正做到發揚民主，依靠集體的力量，集思廣益。他每次寫政府工作報告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并虛心考慮這些意見，正確的就采納。在研究重大問題時，他特別注意征求有關方面專家的意見，對外國朋友提出的合理化建議，他也能聽取。

　　總理很注意征求一般人的意見和所謂“后排議員”小人物的意見。他經常鼓勵秘書們和翻譯們提意見，甚至他自己已定稿的文件，如果還有人提出修改意見，不管是誰，只要提得好，他就欣然接受，不因人廢言。

　　凡外交重大問題，總理常召集有關同志詳細了解情況，征詢意見，討論研究，意見成熟后才請示中央決策。這種會議有時是一竿子插到底，從部長副部長、有關司長處長，直到主管科員都找來，聽取意見，特別注意找第一線工作的同志來共同研究。1973年某國發生政變，總理深夜開會討論對策。當總理聽到有一位同志剛從駐該國使館回來時，不論其級別，馬上派人接到會場，讓他坐到自己身邊來，談該國的最新情況。

　　總理主持討論會，從不唱獨角戲，總是鼓勵、啟發大家提意見，特別是提不同意見，他經常說：“不怕提不同意見，真理越辯越明嘛！”如果聽不到不同意見，他就說：“要你們來就是提意見，不提意見來干什么？”“都讓我一人拿意見，還討論什么？”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見，他就采納。事后還講這個意見是誰提的，他說這叫“不能掠人之美”。

　　總理一向都是滿腔熱情地傾聽同志們的講話，很耐心地聽人家把話講完，從不打斷人家的話或把人家想說的話堵回去，更不是盛氣凌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有這種十分民主的氣氛，使很多同志在他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錯了受到批評，也感到受教育，心悅誠服。

　　總理常說，要打破封建的等級觀念，在他眼里干部從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對各行各業的各級干部一視同仁，對一般干部和工人提出的意見，一樣重視。

　　總理真正做到了虛懷若谷，對不同意見、批評意見，能聽得進去，并盡量吸取其積極成分，以利工作。

　　六、領導者應該經常反省自己的缺點

　　嚴于律己是周總理的一個重要特點。他常說：“要有點自知之明。”他不只一次地講：“我只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正如人們所說：他從不爭權，甘當“第二提琴手”。他從來不談他個人的功績，從不講他歷史上做出的貢獻，也不讓別人宣傳他自己。在重慶時，他堅決不讓在《新華日報》上登他的照片。他堅決不許開放他在淮安的故居，后來，還交代讓群眾住進去。他很少答應外國記者談他個人的歷史(據我所知，只在1946年在南京與美國記者談過一次)。1963年他在審查赴阿爾巴尼亞的一個大型展覽時，看到有他的特寫鏡頭，立即指示取下來。在向外賓介紹黨的“七大”時，周總理只介紹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七大”的報告。客人問及他的講話，他回答說，同代表們一樣只發了一次言。總理最不喜歡聽吹捧和贊揚的話。正如法國總統德斯坦稱周恩來是一個“從不希望為他自己樹立紀念碑的人”。

　　總理做自我批評是一貫的，廣泛而深刻的。從20年代到70年代，在半個世紀的革命征途中，凡是他認識到自己有錯誤的地方，總是嚴于責己，公開地反復多次地檢查那些錯誤，以及犯錯誤的原因。他深刻地剖析自己，從不文過飾非。他做自我批評的范圍廣泛，不論是政治原則問題，還是具體工作問題；不論是歷史上的問題，還是當前的現實工作中的問題，他都毫不含糊做出由衷的自我批評。如果下面的同志犯了錯誤，他也主動承擔領導責任，而不是單純責備下面。他批評別人時，也講自己的責任。他發現自己對別人的批評有誤或過頭時，就及時作自我批評，向人家道歉，使人感到一種革命摯情，感到溫暖。

　　總理還公開向外國人承認錯誤。例如，“文革”中，造反派于1967年火燒了英國代辦處。事后，他為了挽回政治影響，指示外交部要在招待會上告訴英代辦：火燒英國代辦處不是我們的政策，中國政府是反對的。當時有關同志覺得在招待會上有很多外國使節在場，不好開口。他就親自召見英國代辦，講了這個意思，挽回了政治影響。

　　1973年在一次招待會上，周總理當著“四人幫”的面，公開向“文革”中受沖擊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國專家們道歉。并舉例說，新華社外國專家史密斯在“文革”中被迫離開中國一事就是工作上的錯誤，我們不應該讓史密斯同志回去，雖然在那個時候，那個環境下，她也住不下去了。這個事情從頭到尾，我們是有責任的，我作為政府的責負人，應該負更多的責任。我現在向她再次表示歉意。

　　他常說：“一個領導者應當經常反省自己的缺點，努力克服。如果說我還有什么可以向大家貢獻的話，這就是一條，就是要克服缺點。”

　　周總理常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這一真理最能啟發青年人去投身革命，我們年輕時就受這一革命思想的很大鼓舞，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力。”他在病危時還滿懷信心地唱《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他象從容就義的革命先烈一樣，在彌留之際，還堅定地相信他為之奮斗終生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一定要實現。他臨終時囑咐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大地和江河里，與祖國的大好河山融為一體。

　　正是為了實現這個崇高的理想，他把革命工作當成生命的第一需要，一心一意為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他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他幾十年來日日夜夜為國操勞，緊張工作，不知疲倦。他為革命赤膽忠心，歷盡艱險，英勇奮斗，鞠躬盡瘁。他胸中裝著全中國和全世界千千萬萬人民群眾，從不考慮個人的安樂。

　　他為人民奉獻的最多，為自己索取的最少。

　　他嚴格要求自己，經常解剖自己，真正實踐了他自己所說的：“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永遠保持了革命的青春。

　　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的高大形象。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