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么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xué)校學(xué)習(xí)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jīng)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與實踐受到了胡適很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他對胡適十分尊敬。
青年毛澤東沒有出國與胡適有關(guān)
胡適只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于1891年，毛澤東生于1893年)。還在毛澤東讀中等師范學(xué)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xué)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后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xué)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8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xué)生的由來。后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jīng)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并以新民學(xué)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作過報告，解答問題。從這，我們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chuàng)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xué)會。新民學(xué)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愿望，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xué)，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當時，許多新民學(xué)會會員很不理解。對此，毛澤東作了解釋，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說到這件事：“我覺得求學(xué)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shù)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jù)。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xué)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nèi)研究各種學(xué)問的綱要。”
毛澤東不去法國的第二個原因呢，則與胡適的態(tài)度有關(guān)。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胡適贊成、支持他留在國內(nèi)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
毛澤東不去法國留學(xué)的第三個原因，還與那一時期剛好發(fā)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關(guān)。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fā)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wù)螢橹鞯摹睹恐茉u論》，胡適不想談?wù)危@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當時在報刊雜志上見到的“主義”，在文人學(xué)者嘴里的“主義”是琳瑯滿目：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也是五花八門：基爾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胡適對“主義”的抨擊，其矛頭針對的是當時普遍存在于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種思想方法。在胡適看來，那種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問題是思想上“懶”的表現(xiàn)，因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極容易，這是一。其二，胡適認為一切“主義”、一切學(xué)理，都應(yīng)該研究，如若我們不去實地研究這個社會的需要，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好比醫(y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怎么能有用處呢？其三，胡適認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其四，胡適認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到了包醫(y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夢話。
胡適的這些觀點遭到了反駁。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guān)在監(jiān)獄里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對當年發(fā)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說“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xù)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談不上什么反對馬克思主義。還要說明的是，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雖然首先并主要發(fā)生在胡適與李大釗之間，但直至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李大釗始終都認為自己與胡適之間的友誼超過自己與陳獨秀之間的友誼。
就目前見到的史料，毛澤東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因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并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jīng)濟自由問題”、“國際聯(lián)盟問題”，等等，共計71大類，合計144個要研究的“問題”。既然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當然不可能跑到國外去研究，所以，毛澤東也就不去法國了。
而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更堅定了毛澤東留在國內(nèi)參加火熱斗爭的決心。
之后，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一手創(chuàng)辦了“文化書社”。書社里重點銷售的圖書也有胡適的一些著作，如《嘗試集》、《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上)、《白話書信》、《短篇小說集》，或是登載胡適文章較多的刊物《新生活》，還有就是胡適的老師美國杜威教授的書，如《杜威五大講演》、《實驗主義》、《現(xiàn)代教育的趨勢》、《美國政治的發(fā)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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