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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收藏界的一位朋友從嘉德拍賣公司買到胡適致王世杰的一封信。這封信寫于1948年1月23日，信中說：“前幾天看了鯁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覺奇怪，故寫了一封信，現由獨立時論社發給五十多家報館發表……”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有“寫信給周鯁生、王雪艇(王世杰字雪艇)”的記載，但是在已出版的胡適資料中，卻找不到這封信的蹤影，因此這可能是一封從未面世的軼信。
信中所說的鯁生兄，就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胡適之所以把這件事告訴王世杰，可能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當時王世杰是外交部長，而周鯁生的文章與胡適的公開信，都是談國際問題的；第二，王世杰曾是《現代評論》的主要撰稿人，后來又擔任過武漢大學校長，與胡、周二人關系密切，因此對“胡、周之爭”能夠做出應有的判斷。胡適在這封信中還說：“此文是為一般讀者寫的，不是對鯁生說的。”可見胡適認為這封公開信關系重大，需要讓全體國民知道。
那么這次爭論的焦點是什么呢？
這需要從頭說起。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到1945年二戰結束以后，中國與美國、英國、蘇聯并列為世界四大強國，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為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由于意識形態分歧等原因，國際社會分裂為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于是如何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便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關注的問題。1948年年初，周鯁生發表《歷史要重演嗎？》的文章，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該文指出：最近西方民主國家與德國、日本簽訂和約，“已不在如何防制德日兩國的復興”，而在于扶持和利用“這兩個強敵以抵制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文章還說，西方民主國家的這種做法將會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對德政策的覆轍”，并導致歷史悲劇的重演，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里所謂“其他一個戰勝的盟國”，指的是蘇聯。周鯁生認為，德國和日本仍然是潛在的危險，如果不嚴加防范，嚴厲制裁，就很可能成為新的戰爭策源地。
胡適不僅不同意上述看法，而且對這位老朋友的觀點感到驚訝。為此，他在給周鯁生的公開信中說：老兄知道我向來對蘇俄懷著很大的熱望，并曾經用“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觀念，來解釋蘇俄最初20多年的外交政策。自從1939年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以后，我雖然對蘇俄產生懷疑，但還是不愿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它。1941年美國政治學會舉行年會，我甚至在會上表示：“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仿照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的好榜樣，不用一個士兵防守。”然而自從雅爾塔秘密協定被披露以后，我就“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了。
雅爾塔秘密協定是美、英、蘇三國于1945年2月簽訂的一個秘密條約，其主要內容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來換取蘇聯對日本宣戰。抗日戰爭勝利后，蘇聯長期占據我國的旅順、大連，并將蒙古和東北納入其勢力范圍之內，就是該條約造成的惡果，因此胡適才有這樣的感受。
2月6日，周鯁生在回信中補充了八點意見，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由于五六十年來歷史的教訓，深感德、日已是本性難移的好戰的侵略民族”；第二，蘇聯雖然是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勢力，但它卻不像德國日本那樣好戰，民主國家應付蘇聯的威脅和侵略，可以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另外，他還說為了避免戰爭在中蘇之間爆發，“不可以在國內造成緊張的反蘇空氣。”
胡適給周的信發表后，引起很大反響。《中央副刊》于2月下旬專門組織了一次討論。參加討論的有來自北平、武漢和南京的11位學者，其中有兩人支持周鯁生，有7人支持胡適，有兩人采取折衷的態度。
王世杰收到胡適的信件之后，曾在日記中預言：“適之自此將開始其‘反蘇’之論戰。”后來的情況確實如此。兩年后，胡適用英文寫了一篇長文——《史達林(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文章開頭寫道：“在本文里面，我打算研討在中國所能看得出的史達林征服世界的雄圖——從試驗階段，修改階段，經過許多成功和失敗，一直到長期失敗后而獲得勝利的地步。”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于美國《外交季刊》，后來由著名作家聶華苓譯成中文，最后由胡適紀念館于1967年出版了中英文對照本。毛子水在該書序言中指出：“胡適之先生于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國‘外交季刊’所發表的‘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一文，以憂時憂國的心情，寫陰謀詭計的事實……他于四十年一月對答‘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訪問，尤能利用自己的聲望替國家說話。這些文字和議論，都可做學人報國的模范。”
(作者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智效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