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忠信是孔子乃至儒家從個人修身到平治天下的一個最基本的思想理念。這在《論語》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譬如，《為政篇》載，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力的車叫大車，用馬力的車叫小車，而輗與軏都是車子架牲畜用的橫木所必需的零件。沒有輗與軏，也就無法套住牲畜，車子自然也就走不了。孔子用這個來比喻“人而無信”，實際上也就是把“信”視作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最基本的品質。
個人操守是治國基礎
不過，如果我們把“信”僅僅當作是孔子心目中做人的基本要求，那顯然不夠。《公冶長篇》載，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由此看，在某種程度上，“信”也可以說是孔子人生的一種理想，體現著儒家在平凡之中尋找崇高價值的思想格調。
除了將“信”視作個人修身的操守，孔子也將“信”看作是治國平天下的基本的政治原則。如《顏淵篇》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由此可見忠信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崇高地位。正因為如此，孔子非常重視“信”的教育。《述而篇》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是在孔子的教導下，他的學生也很重視“信”。如《學而篇》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是很好的例證。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對忠信的大力提倡，事實上也是來源于春秋時代社會生活的影響。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就記載著一件在春秋時代非常典型的事件：晉文公與士兵約定三日之內攻取“原”地，因而只帶了三天的糧食，結果時間到了，“原”卻沒有攻下。雖然諜報人員說再圍攻一點點時間“原”人就會投降，但晉文公為了取信于民，還是下令撤退了。類似的事件在春秋那個時代可以說是史不絕書。也足以說明孔子對于忠信的重視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現實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
每天都要去實踐
說到孔子及其門人的忠信思想，它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造就了儒家思想的實踐性。換言之，對于孔子及其后學而言，思想與信仰并不是口頭嚷嚷的口號，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情感與體驗。據《朱子語類》卷137所載，朱熹有一次曾對學生評價唐代的韓愈，說韓愈“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的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作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朱熹對韓愈的評價正確與否，我們姑且不論。但是從其品評的標準看，顯然要求對于儒家經典中的論理道德，不僅要在“言語”上做，而且更要在“每日工夫”中做。試問，一個思想家連自己都不肯將他宣傳的道德付諸生活實踐，由此證明他忠信于他的思想，那么，誰又肯相信他的布道呢？
被脅迫的約定毋須遵守
說到不忠不信的事兒，孔子其實也做過，而且做得漂亮。如司馬遷《孔子世家》載：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茍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外，據《子路篇》載，孔子還說過：“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這顯然是主張，有些時候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但其原因是甚么呢？原因就在于儒家的忠信也是有條件的，即必須符合正義。《學而篇》載有子之言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孔子之所以不遵守和蒲人的誓言，就在于他是被脅迫的、在非正義的情況下而盟誓的。因此無須遵守，如果遵守，那就“硁硁然小人哉”了！當然，說到這不善于靈活應用道德原則進行權變的“硁硁然小人”，孔子認為他們“言必信，行必果”也屬不易，因而依然視其為“士”。比較一下我們當代某些以新儒自居的人，想想他們的心口不一，言行相左，那么，孔子的這一評價不是很合適的嗎？
來源：香港《文匯報》,略有刪節 文：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