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落
○1918年復校
○1949年再落
○1958年再復
○1970年三落
○1978年三復
1925年10月，只有師范文憑的曹聚仁被聘到國立暨南學校大學部，“一本正經做起教授來”。那時，國立暨南學校已經從南京遷到上海的真如。同事幫曹聚仁找了一位幫工的女傭，但女工的親友們一直弄不清楚，“濟南大學”為什么不在山東而在上海的鄉間？“暨南”的校名，更讓她們糊涂。曹聚仁對她們講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書’，又是‘堯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攪了。”
時至今日，暨南大學的學生仍不乏這種尷尬。介紹學校時，總要在前面加上“廣州”二字才能講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學”，還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濟南大學？”
為著復雜的校名，讓曹聚仁會忍不住“真想打他幾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學的前身———暨南學堂的創辦人。
1906年，兩江總督端方上書光緒皇帝，請求允許“南洋各島及檀香山、舊金山等處僑民”回南京讀書，以“宏教澤而系僑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專門學堂，并取《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學堂”，意為將中華民族的道德風范和文化教育傳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學將自己的歷史淵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學堂，隆重紀念學校的百年發展。
1906：端方奏請成立暨南學堂
1908年，新加坡華僑學生林邦彥被當地僑會選派到暨南學堂讀書時，學校的老師除了舉人、貢生、秀才外，還有日本和德國的留學生。有位老舉人上國文課時唾沫四濺，遭到印尼僑生的反對，差點罷課。
學堂為僑生定制了統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邊鑲金絲線。出門旅行的時候，儼然是陸軍學生，威風凜凜。在回憶錄中談到郊游時，林邦彥更是對騎小毛驢的技巧津津樂道。
與他同批的還有后來成為新加坡大學校長的李光前。一次騎毛驢出去玩時，李光前跌掉了兩顆門牙。
當時的南京市民稱他們為“洋少爺”。在市民們看來，這幫學生面色黝黑，穿著奇裝異服，說著不知哪國的“鳥語”，還擅長打架，雖然出手大方，實在讓人敬而遠之。
林邦彥是從新加坡回國求學的第一批華僑學生。為防止倭寇和來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長期厲行海禁政策，嚴禁官民出洋，并把海外華僑視為“化外頑民”、“天朝莠民”。海外華僑在居住國遭受欺凌和屠殺，清政府反而認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與聞”。
一直到鴉片戰爭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調整僑務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廢除海禁，將海外僑民與內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實行“新政”后，清政府更鼓勵國內師生到南洋各華僑學校執教。隨著海外僑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撫還不斷派人到南洋各地“勸學”、“視學”，調查南洋華僑教育的情況。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憲政。端方從歐洲回國，途經南洋，受到當地華僑商人和華僑學校師生列隊歡迎，“大為感動”。在林邦彥看來，這是促使端方奏請成立暨南學堂、免費招收華僑學生回國就學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華僑教育的錢恂，這位新文化運動健將錢玄同的兄長，從爪哇拍電報給端方，說大約有30名華僑學生想回國在南京念書。已經是兩江總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贊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華僑學生21人抵達南京。3月23日，暨南學堂正式開學，成為國內第一所為培植海外華僑子弟而設的學校。為表示重視，端方還親自與21名僑生及全體教職工合影。1909年時，學堂有學生167人，來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為鎮壓四川保路運動入川前，端方還給每個學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進入暨南學堂的陳維龍，是來自吉隆坡的僑生，在回國前，念過幾年私塾和半年新學堂，經學很熟悉，英文、算術卻很差。回國后又發現自己缺乏中國歷史知識，為此，陳維龍特意向國文老師請教，老師回答說，“那很簡單，你把《綱鑒易知錄》看一看，就能應付裕如。”當時南京書店無存貨，陳維龍趕緊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訂了一套，“收到時把我嚇昏了，原來它一套書一共有一百幾十冊”。
陳維龍英文不好，卻又碰到一位留學日本的英文老師。他一直記得這位老師教的英文對話：“請問先生貴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陳。”(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讓陳維龍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經學的江先生，背后被學生稱為“江道德”。他最喜歡說“讀圣賢書，所為何事？”為人確也規矩中正。遇有學生犯錯，他并不責罰，反而約他們到家中喝茶，細聲細氣地講道理給學生聽，讓他們記起自己的抱負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學生都“痛哭流涕，聲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學堂的第一首校歌，據說歌詞是游歷南洋多年的康有為所寫。不過陳維龍念書的時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頌》，歌詞是“圣德與天齊，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雖未自稱南面，救世心萬古昭垂”。
暨南學堂的學生是沒有了辮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駐守南京的張勛領著“辮子軍”攻進南京城后，曾運來大炮對著暨南學堂。學堂趕緊把學生送到上海避難，大部分僑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參加了革命軍，而暨南學堂也因此停辦。
1927：鄭洪年升級國立暨南大學
1917年，戰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準恢復暨南學堂，委派江蘇教育司司長黃炎培為籌辦員。黃炎培邀請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趙正平共同籌劃恢復暨南。
他們很快擬定了《暨南學校章程》和《暨南學校規復宣言并招生啟》。“招生啟”介紹了暨南學校創辦的緣由：“今將原有之暨南學校從新恢復，擴充規模，改良辦法，分設專科，并經營有利于華僑教育之各種事業，總以華僑子弟回國者得受適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進華僑文明程度，發達華僑實業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學校補習科正式開課。學校正式更名為“國立暨南學校”。校長為趙正平。5月，開始招收內地學生，以便與僑生互相取長補短。9月9日，暨南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當時有僑生70人，內地生40人。
暨南學校將“忠信篤敬”作為校訓，并由清末狀元張謇親筆書寫匾額，取意孔子的《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1923年，為了適應學生的增多，并創建大學部，暨南學校從南京遷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寶山縣下的小鄉鎮，離上海十余里地，有滬寧火車經過。
趙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務主任姜琦接任校長職務。姜琦思想開明，在他治下，暨南學校更進一步擴充發展。但暨南學校升級為“暨南大學”，還是要等到1927年6月鄭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體現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鄭洪年兩位校長主政的時期。“那便是僑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氣蓬勃的時期”。
鄭洪年曾師從康有為，1927年起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設部次長等各種職務，對教育問題也非常重視，以教育救國為己任。1907年首次歸國的21名僑生到達上海后，也是由鄭洪年接到南京。
擔任暨南學校校長后，鄭洪年力主將商科改為商學院，并在此基礎上增加農學院、文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和藝術院五門，將暨南學校擴充為當時惟一的華僑大學———國立暨南大學。
鄭洪年希望從質量上完善華僑之最高學府的創建，“使華僑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識，與祖國優美的文化，以為他日參加祖國一切運動，及提高華僑地位之準備”。他主張“知行并進，實事求是”，將應用技術課程作為大學的必修課；強調華僑的需要，開設《南洋概況》為全校的必修課；還規定每個本科生要掌握兩門外語，第一外語為英語，第二外語從法、日、德、荷蘭、馬來五種文字中選一種。國內生則必須從荷蘭、馬來文中選一種，以便畢業后派到南洋服務。
鄭洪年曾說，“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為先圖，其學有所長，德行足為學子表率者，無遠近皆以禮先之。”魯迅、蔡元培、馬敘倫、胡適、鄭振鐸等都曾應邀到校講演。夏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倫、潘光旦、葉公超、梁實秋、許德珩、洪深、黃賓虹、陶冷月、孫大雨等人則被延聘來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學校教外國學生讀《浮生六記》、《老殘游記》；教中國學生讀《天演論》、《拊掌錄》。在他看來，這些思想方法論和文學批評一類的著作，在過渡時代，對于語文入門，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說集》、林琴南的《拊掌錄》這樣用古文體翻譯的西洋文學名著，“一方面可以養成青年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能力，一面也介紹了西洋文學名著”。
在真如時期，暨南學校的僑生占了學生總數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車站一眼看去，都是戴著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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