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過臺灣《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認為，何炳松的史學是可以與梁啟超并稱的。梁啟超晚年不問政治，專心著述講學，留下許多著作。而何炳松的西洋通史，臨死前還缺三分之一沒有完稿。
暨南大學復員回滬后，受內戰影響，僑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書時，他班上30多個學生，僑生僅3人。
1949年，暨南大學只有20余名教職員和40余名學生追隨時任校長的李壽雍去臺灣。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陳炳相向軍管會要求取消人類學系，理由為人類學目前所教內容“為反動課程”，學生人數極少，且“多要轉系”。
8月2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表軍教字第一號命令，將暨南大學恢復為華僑高級學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學院分別并入復旦及交通大學，地理學系并入南京大學(前身為中央大學)，人類學系并入浙江大學。暨南大學暫時停辦。
1958：復辦；1978：再復辦
在1935年那場關于中國文化的討論中，跟何炳松的“文化本位”針鋒相對的，是陳序經的“全盤西化”。28年后，陳序經也來到暨南大學擔任校長。
1958年，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學得以重建。陶鑄擔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長。陶鑄將暨南大學的辦學方針確定為“辦成盡可能符合海外僑胞的愿望與要求，具有特色的綜合性華僑大學”。并進行院系調整，以“面向華南，面向東南亞，面向亞熱帶，面向海洋”。
“文革”中，這被批判為“讓暨大在1958年的大躍進聲中上馬，暗地里卻又死抱著要把暨大辦成資產階級大學的罪惡計劃不放。”
現在是校史專家的馬興中，1961年進入暨南大學中文系。他記得那時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學習中文寫作。而且，學校里還開了“西方經濟學”，講起證券股票。這在當時國內大學極之罕見。
1963年1月，受陶鑄的邀請，陳序經擔任了暨南大學重建后的第二任校長。周恩來曾經說，陳序經是“最善于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學者專家，能聘請到一級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陳序經曾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社會學并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涉獵文化諸領域，率先使用了“文化學”的概念，并運用文化學的理論和方法系統研究歷史與現實問題，在1930年代提出了頗多爭議的“全盤西化論”。
陳序經的口頭禪是“我是為教授服務的”。他認為建一流大學就是要抓名教授。對所請的名教授的學術經歷和特長，陳序經不用去人事部門翻檔案，就能如數家珍。
在校園里碰到教師，年屆六旬的陳序經總要停步問候。學校專門為他配備的小車(由暨大香港校董費彝民捐贈)，也往往成了他搭載教師們的巴士。
擔任校長后，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學“十年培養提高師資規劃”，提出要在十年內把暨大辦成一所規模完善、質量優良的重點大學。但一年后，陳序經被調任南開大學校長。
1966年，“文革”開始，暨南大學停止招生，但學校里還有1000多人。
文革初，華南師范學院的一群紅衛兵要來暨大“造反”，聲明要“剃光飛機頭，剪光牛仔褲”，還要肅清穿裙子的“資產階級小姐”，暨大學生以“穿裙子”為主題跟他們展開辯論。暨大主張“可以穿裙子”，華師堅持“不準穿裙子”。暨大論證人類穿衣是以穿裙子開始的，并且男女不分，如果不準女人穿裙子，也應該禁止男人穿褲子。結果暨大大獲全勝。
演說會是暨大的一項傳統。早在1925年，學校就成立了演說會，每周開展一次演講。1929年的上海高校演講比賽中，暨大學生奪得國語演說冠軍和英語演說冠亞軍。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軍醫大學搬到廣州，取代暨南大學，就口頭上稱國務院同意將“房子已經空起來”的暨南大學轉交給軍方。2月，口頭通知暨南大學革委會，宣布撤銷暨南大學，并在2月12日確定了搬遷計劃。
5天后，《關于撤銷暨南大學的請示報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廣東省革委會才正式下發撤銷暨南大學的通知。
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學再度復辦。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關于恢復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有關問題的請示》，指出復辦后的暨南大學“以招收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和臺灣籍青年學生為主，同時也要招收少部分國內的學生(以國內的歸僑和僑眷的子女為主)”，還特別規定對華僑、港澳學生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
根據上級的決定，暨南大學停辦時調到廣州地區4所院校的教職員工，原則上均應調回，分配給4校的原暨大的設備、圖書，歸還暨大。被占的原暨大校園、校舍也一并歸還。
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張曉輝，是1986年研究生畢業到暨大工作的。那時候，暨大的校長是梁靈光。1983年3月就任省委書記、省長的梁靈光，同年10月兼暨南大學校長，至1991年6月卸任。
梁靈光與暨南大學的淵源早在1930年代便已開始。暨南大學的救國會就是在校園附近的梁靈光寓所成立的。梁靈光其時在上海讀中學。
“一二·九”運動后，19歲的梁靈光隨暨大學生代表團赴南京請愿，火車上遇到了暨大學生朱含章。暨南大學的學生搶占了火車頭，后來成為梁的夫人的朱含章也到火車頭協助鏟煤。
在張曉輝看來，梁靈光任內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學這20多年來發展的基礎。
這8年里，暨南大學采取適應海外、港澳實際的做法，擴大對外招生。從1980年開始，暨大就實行對華僑、港澳學生單獨命題、提前考試和錄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在香港和澳門設立了考場。1985年和1986年報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過2000人。至1988年僑屬子弟已占暨大學生人數的90%，成為名符其實的華僑最高學府。
1988年，蔣經國開放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余乃述教授成為1949年后到母校暨南大學參觀訪問的第一位臺灣暨南校友。
經過臺灣和海外部分暨大校友的長期努力，臺灣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決定在臺灣開辦一所暨南大學。經過幾年的籌備，該校于1995年招生開學，定名為“暨南國際大學”。
“僑”的概念如何影響暨大
“暨大既是小‘聯合國’，又是‘孔子學院’。”今年適逢暨南大學建校100周年，在校長胡軍眼里，未來的暨大將更加多元開放。
“聯合國”不僅是指如今來自77個國家和地區的1.2萬僑生和港澳臺生，而且還是一種自由的、和而不同的校風———77個國家的學生，足夠交換彼此的獨特經驗。
“孔子學院”，則是以向海外傳播中華文明為主要辦學宗旨，正如百年前學校的創辦人兩江總督端方所說，“宏教澤而系僑情”。現在幾乎所有海外中小學華文教材，都由暨大編纂。在這里兼容并包，因材施教，甚至僑生可以以通識課來代替內地學生的思想政治課。
記者：1984年，暨大尊師促進會北上行動，直接促成了“教師節”的設立。這讓我想到暨大校訓“忠信篤敬”的“敬”，尊師重教是暨大的一個傳統，是否跟“僑校”這個特質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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