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住房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一項既迫切又長期的任務。如果占城鎮全部家庭15%～20%的低收入和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能夠通過政府建立的住房保障體系得到解決，當前房價高的矛盾就不會如此突出
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調查顯示，2006年10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5.4%，其中北京以10.7%的漲幅領先全國。這是自2005年7月份“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開始公布以來，北京房價連續上漲的第15個月。
權威部門發布的統計公報，固然能夠幫助我們深入探究房價之秘，只不過，很長時間以來，此類數據和普通百姓的真實感受之間，并非全無出入之處。房價究竟是跌是漲，似乎有點云遮霧罩。
上漲壓力繼續存在
《第一財經日報》報道稱，今年第三季度，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銷售價格同比上漲6.7%，同比漲幅較高的主要城市包括：深圳12.3%，北京10.9%，廈門10%，成都8.9%，呼和浩特8.4%和廣州8.3%等；下降的城市只有2個，分別是：上海2.3%，丹東0.1%。建設部房地產司副司長姜萬榮表示，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成效還是初步的、不穩定的，部分地區房價上漲的壓力依然較大，而他給出的兩個解釋是：正在審批的項目因套型結構調整而延期開工，導致商品住宅新開工面積環比下降，因而影響了商品住房的后續供應。另外，隨著物權法的制定和實施，今后征地拆遷的成本會更高，周期會更長，也可能會推動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再度上漲。
《中華工商時報》援引上海地田房產經紀有限公司大木橋路分公司店長王偉民的話說，“我們這里140平米以上的大房型出手價是下來了，而100平米的小房型、自住型的價格基本沒動，部分甚至有所上升。因此，你說房價是下降還是上升？”該文分析認為，上海樓市的均價是下來了，那是因為外環樓盤成交量大、樓盤大。此外，6月到9月間調控政策密集出臺，一些投資者密集拋盤，對他們來說，一定幅度的下調價格遠比繳稅合算。還有就是，數據顯示的是成交價，一些業主為了避稅，有意作低房價，但這并不是實際成交價。
《經濟觀察報》報道稱，對于開發商來說,這是最壞的日子,也是最好的日子。房地產業仍處在第二輪宏觀調控的敏感時期。對于投資者來說,這時候進入房地產業,就好像進入了風暴中心。不過業內人士表示，開發商脆弱的資金鏈快要繃斷的時候，往往就是不少機構以房地產基金名義進場獲利的大好時機。在過去幾年中，這樣的一幕已經一再上演。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今年央行兩次提高貸款利率，三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房地產投資增勢卻不減。
新一輪調控呼之欲出
《上海證券報》發表文章認為，近年來，房地產一直是市場、政策調控的焦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一直保持較高水平，房價也在政府房地產調控中逆勢上揚。那么，房地產調控如何才能落到實處呢？首先是要必須明確對房地產投資及對房地產調控目標的認識。只有這樣，房地產宏觀調控才能夠做到“有的放矢”。然后，應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出切合實際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政策措施。該文指出，房地產調控必須落腳在：以和居民收入相適應的房價水平，滿足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并且，在現階段上，必須保持較高的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
《中國房地產報》援引專家意見稱，目前房地產調控的做法需作調整，現在的問題是有大批需要買房的人，他們不買是因為他們買不起。開發商、投機商不降低價格是因為有大批潛在購房者。他們的大多數不擔心現金流的問題，在早期的炒房過程中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金，而且銀行幫他們扛了多數的資金。銀行供給他們資金是因為銀行實在沒有好的項目可以投，快速高漲的房地產，使得他們手中的資產在升值，至少在房產崩潰前是這樣，所以銀行最不希望看到房地產出現暴跌。
《南方周末》發表文章指出，要結束一個牛市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政府之手要和市場的力量之間作殊死較量。針對目前的房地產市場，急需出臺更多的經濟調控措施，如：對房地產轉讓征收高比例的所得稅。此舉是為了抑制部分人在房地產市場投機炒作。在國外，這是一條普遍采用的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措施，有些國家的房地產所得稅高達100%，讓從事投資性買房的人無利可圖。此外，除了正常的金融、稅收政策之外，要有效遏止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調整政府官員的業績考核標準，將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落實情況列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中，就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住房問題。
房價之外大有文章
《揚子晚報》援引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教授劉洪玉的話說，宏觀調控首先要完善制度環境，其中公共住房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一項既迫切又長期的任務。如果占城鎮全部家庭15%～20%的低收入和偏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能夠通過政府建立的住房保障體系得到解決，當前房價高的矛盾就不會如此突出。我國目前住房保障制度還遠不夠完善。有的地方政府，明確提出自己的城市不需要經濟適用房，拒絕為此投入公共資源。有的城市雖然建了經濟適用房，但沒有管好，結果開寶馬的也住進了經濟適用房小區，有的明星甚至一買就是一二十套，導致了資源分配不公。
《財經》雜志發表文章指出，作為一種特殊商品，房地產具有必需品和投資品的雙重特征，政府首先應從必需品的特性出發，在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上明確自己的角色。通過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政府對承擔這一角色在道理上是清楚的。但在執行中，如此重大的政策取向，沒有也無法進入各級政府的公共選擇程序，而強勢利益集團的影響卻極易左右決策；加之土地市場遲遲不放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收益上的分配機制，也強化了地方政府在房地產發展中的利益驅動。因此，縱在“新政”之后，落實這一基本政策也是效率低下，進展緩慢。
該文認為，因為過分追求“調控”的短期效果，兩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調控舉措”，都是行政微觀干預與宏觀調節交錯運用，模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而且，因缺乏對于需求結構的準確把握，有些措施甚至加重了中低收入層的負擔。所以，必須對“新政”方略進行調整。
（來源：國際金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