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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893年，鄭觀應就說過：“欲富華民，必興商務；欲興商務，必開會場。欲籌賽會之區，必自上海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如今，上海終于成功舉辦世博會，亦可謂百年夢想，化為現實。回顧中國博覽會事業的歷史，處處有華僑華人的身影，他們活躍在中國近代博覽會舞臺上，對推動中國博覽會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華僑華人與中國出洋賽會承辦權的收回

　　早期，中國參加世博會均由海關洋員操辦，以致當時一度被稱為“赫德之賽會”。對于總理衙門的官員來說，國際博覽會是聞所未聞的新事物，他們甚至認為這不過是“賽珍耀奇”、“奇技淫巧”的無益之舉，因此對國際博覽會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以“查照向章，辦理在案”等語交由總稅務司赫德負責，并一概聽之任之。1883年赫德、金登干等在籌備倫敦國際衛生博覽會時，曾說：“總理衙門只是簡單地對我說，‘咱們給予合作還是不予合作’？如我說‘不’，它就說‘不予合作’；如我說‘可以’，它就說‘那么就給予合作’，而把合作的性質和程度交給我去安排，資金也得我去尋找！”(《中國海關密檔》(三)，1883年11月25日)

　　在長達39年的時間里，中國海關在總稅務司赫德等人的策劃下，承辦了至少29次中國參與國際博覽會的展覽事務，使其牢牢控制了中國參與國際博覽會的承辦權。“英籍赫德、法籍華必樂、比籍阿理嗣等，或以監督自稱，或以幫辦相脅，而置中國欽差使臣于人后，遂遭致外人謂賽會乃赫德之賽會，非中國之賽會”(《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下冊)。由海關負責置辦的中國展品常俗惡不堪，如1904年圣路易斯博覽會的中國展品，竟然都是鴉片煙具、小腳夫人泥塑、纏足弓鞋、殺人刑具之類，令有識之士扼腕慨嘆：“我國賽品之丑，奚啻天壤。”(張繼業：《記散魯伊斯博覽會中國入賽情形》，《東方雜志》1905年第9期)后來在華人和留學生的強烈要求下才將這些物品撤出展覽。

　　1905年比利時列日博覽會是中國參與世界博覽會的轉折點。在比利時的邀請下，清政府將前一年在美國圣路易斯參展的貨品轉運到列日會場，由當時正在比利時休假、曾任廈門稅務司的比籍洋員阿理嗣代辦參展事務。與此同時，浙江青田等國內商人希望參展卻難以成行，結果引發華人、留學生與工商人士對于海關洋員包攬中國辦理博覽會事務的不滿與抗議。基于商務利益與民族情感，華商與留學生以及駐外公使普遍認為由海關洋員辦理參展，存在喪失國家主權與發展機遇等六大弊病；同時提出由商部自辦博覽會有六大好處：一、賽會為萬商叢集之候，考察較平時尤易；二、商部采辦土貨時也可乘便考察；三、在制造及花樣上可以取長補短，使進口貨日漸減少，以塞漏卮；四、可依外人喜好改良土貨，促進出口；五、商貨經過鼓勵參展后，可推廣至各地；六、可造就商部的人才，促進實業(《外交檔》，《比國黎業斯賽會》，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收留歐學生商人稟)。

　　圣路易斯、列日等賽會暴露了海關總稅務司長期包辦中國參與世界博覽會的實情與流弊，主權的喪失、國家形象的破壞等引起有識之士尤其是清廷駐外人員、留學生、華人華僑的憂慮，也給了他們抒發不滿的機會。此前被視為炫奇賽珍的博覽會，也被國人視為不僅是重要的交流機會，而且更是含有競爭意味的商戰戰場：“獨我中國風氣甫開，商情捍格，歷屆以官貨入賽，實為各國所無。際此各國商戰之時，亟宜鼓勵工商，力爭進步，未可恃官貨為久計，更未可視賽會為應酬。”(楊兆鋆：《恭報赴會并稱會場情形疏》，1905年4月11日)許多華商也宣稱：“上承國家提倡保護之恩，下視各國商戰之列，亦思奮螳臂之能，冀馳驅以圖報效。”(外交檔，各國賽會公會，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一日收華商周懋功等人的稟文)

　　為了改變這一不合理局面，使參與各類博覽會成為促進國內工商業和外貿交流的發展動力，他們四處游說，并向有關人員施壓，終于促使清廷于1905年頒布《出洋賽會通行簡章》，收回了出洋賽會承辦權。

　　華僑華人與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發展

　　首倡中國第一次全國性博覽會。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與華僑有著密切的關系。早在1904年，南洋僑商張振勛就曾上書清廷，建議在南京舉辦大型物產博覽會，以激勵商情，振興實業。南洋僑商對勸業會給予了極大的支持：1、經費資助。籌款經費的商股主要由滬寧商人和南洋華僑認購，會后虧空也由華僑承擔；2、協助展陳。新加坡等地成立出品協會，“暨南館”為華僑出品陳列所；3、創新工藝、改進技術。華僑帶回工藝、美術、紡織、制造等技藝，有助于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工業進步；4、興辦學堂。華僑在僑島創辦農工商實業學堂，招考內地各省有志青年前往學習，一切經費由僑商擔任；5、投資實業。以參加南洋勸業會為契機，許多華僑回國開辦實業墾牧公司和礦山礦場等。南洋勸業會為華僑與國內交流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平臺，拓展了華僑在國內發展的空間。勸業會后華僑在國內的投資，既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還為國內提供了一種容易被普遍認同和效仿的先進生產方式的典范。

　　聲援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時，正值美國排華時期，舊金山華僑因不堪忍受當地政府歧視華人的政策，明確表示抵制巴拿馬世博會，聲言將鼓動中國政府把中國館設在圣地亞哥，并將以資金支持圣地亞哥博覽會。這引起舊金山地方政府和民間人士的極大不安，紛紛上書要求調整政策，平息華人的不滿情緒。這為中國在此屆世博會大獲全勝奠定了基礎。此次世博會上，中國代表團獲得1218枚獎章，其中大獎章57枚。兩項均列所有參賽國之首，超出了第二名日本一倍左右。這徹底改變了外國對于中國貨乃至整個中國的印象，當地媒體甚至稱中國為“東方最富之國”、“東方大夢初醒前途無量之國”，就連日本的《東京時事新聞報》也說，“從前美國所開之賽會，其最行不振者則中國之出品……此次與賽則大異其趣……殆未可輕視。”巴拿馬博覽會的成果在當年就顯現了出來，據美國商務部調查報告，1915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較上年猛增6000萬美元，僅江蘇一省的對美出口額就增加30%。當年全國出口額僅絲綢一項就達1.4億美元，茶葉1800萬美元，桐油1120萬美元，這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大力支持中華國貨展覽會。進入民國以后，國貨展覽會逐漸成為中國近代博覽會事業的主體。至1937年為止，中國官方和民間共舉辦了約250次國貨展覽會，這些國貨展覽會以“策進工商”、“為國家增氣，為國貨增光”為宗旨，以“發達國計”、“維護國權”為目的，與國貨運動互為表里，使中國的博覽會事業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如作為自由商埠、且受歐化習尚影響日久的香港自從提倡國貨運動以來，“僑胞激于愛國熱忱，多愿服用國貨”，“三年來，國貨日用品，銷港確見激增”(胡士澄：《香港國貨事業之展望》，香港《國貨與實業》第1卷第2號)。1937年，南洋商業考察團攜帶國貨商品，與南洋各地總商會合作，舉辦國貨展覽會，“各地僑胞傾城而來，日夜參觀”。僅新加坡一埠，“以國貨公司名義相號召者，宛如雨后春筍，竟達三十余家；其他不用國貨公司名義而兼營國貨者，亦有數百家之多。不可謂非國貨向外發展之大好現象也。”(李曉嚴：《國貨在星嘉坡之現狀與將來》，《國貨與實業》創刊號)(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喬兆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