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百家講壇”，就不會有所謂的“講壇學者”、“學術明星”。于丹在“百家講壇”上僅僅講了七集《論語》、十集《莊子》，卻在全國掀起陣陣國學熱浪，較之易中天當年的“三國熱”有過之而無不及，“學術超女”、“國學奶媽”的封號撲面而來。于丹所到之處也必是前呼后擁，人潮涌動。
上海書展期間，在結束了眾人矚目的易中天、于丹對話之后，從粉絲堆里被架著出來的于丹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獨家專訪。
輕松國學
從4歲接觸《論語》開始，于丹一直抱著輕松的心態，“和父母聊天吃飯間，玩著玩著就學到了一些道理，我們那時沒人逼著你讀這讀那，許多東西都是在潛移默化中吸收的，是一種隨性快樂”。
小時候，父親帶著于丹去公園看春日開放的花朵，父親問她花是死的還是活的，于丹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是死的。于是，父親將于丹舉過頭頂讓她仔細觀察，然后又放到地面再行觀察，遠近高低不同角度看了個遍，于丹發現了自然界的精妙。“‘紅杏枝頭春意鬧’，如果花不是活的，它們怎么可能鬧起來呢？”
雖然居住于城市，父親卻經常帶于丹去鄉村體驗書中的“情境”，父親說，你只在書中看到麥浪，你見過真的麥浪嗎？“理論要通過生活認識”，這也成了于丹在“百家講壇”講課的一種狀態，她總是將古人的智慧用小故事和今人的思維去解讀，讓廣大觀眾輕易消化。
“聊齋講師”馬瑞芳在其新作《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里評價于丹是在“用小故事忽悠全國人民”，“一大盆‘水’(小故事)，丟進幾小塊‘肉’(論語)，‘于丹心得’調汁，‘于丹心語’勾芡，愣是讓成千上萬的人喝了個不亦樂乎。”
充滿迷茫與困惑的大眾，的確是迷上了于丹這劑熨帖的心靈雞湯。古為今用的人生勵志講解很容易讓人卸下包袱，心馳神往。不過，如果剔除傳統文化的“殼”，于丹講《論語》跟上個世紀90年代流行的卡耐基教育似乎沒什么兩樣。
于丹自己也承認，“在如今中國價值轉型時期，人們需要一個生命結構系統做支撐，而我們這時將這種典籍廣泛傳播出去，很容易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但是清醒的于丹不止一次地對眼下看似熱鬧的“國學熱”潑冷水。“國學不是一天熱起來的，它是長存于人們血脈與生活中的。我憂的是這里面有浮躁，有喧囂，有泡沫，熱得太快，火得太猛……因為驟熱就意味著驟冷，我們已經經不起這種大冷大熱的非理性的迷狂。”
作為百家講壇的“講壇明星”，于丹顯然無法控制大眾的非理性追捧，更沒法阻止由此而來的種種批判。今年3月，在《莊子心得》的簽售會上，一名男子身著“孔子很生氣，莊子很著急”的文化衫前來攪局，北大清華等知名學府十博士更是上演了聯名讓于丹“下課”的文化事件。
歪曲文意、誤導讀者的批評在學術界久未彌散，于丹對此卻相當坦然。“批評要明確問題的前提。如果是學術研究，歡迎探討所謂的硬傷。但是傳播，我講的是心得體會，不必人人都要同意、遵從我的想法。傳播和做學問是兩回事，這好比是唯用與唯體的區別，傳播為用，治學為體，學問不傳播又怎能讓人知道？我們用淺白的語句讓大家都能聽懂《論語》、《莊子》、《三國》，讓每個個體都能獲得啟發。”
“我從未說過自己是國學大師，我的學問只是介于國學與傳播學之間，我知道如何更好地運用傳播學。而我的《論語心得》、《莊子心得》都只是心得而已，并非學術專著，至于一些專家學者把它當作學術著作來研究批判，我也無權干涉。我只能說，任何人看書讀經典都會有感悟，都有表達這種感悟的權利。”
遠離喧囂
“我在‘百家講壇’只講了十七集，馬瑞芳老師講《聊齋》，還有紀連海、閻崇年講的都比我多。紅不紅不是學術涵養能決定的，這里涉及到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聊齋》中國有多少人在看吶，《論語》又有多少人在看吶，《論語》是經世的學問，受眾面更廣些。”于丹認為是經典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使得自己在百家講壇400多位主講人中脫穎而出。
對于自己在“百家講壇”上創造的高收視率，于丹并未像崔永元那般痛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她認為在媒體短缺時代，收視率是個覆蓋性指標。現在是媒體泛濫時代，收視率成了唯一可以量化的標準。但收視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品質。
“現在總覺得高雅的就曲高和寡，通俗的就一定收視大紅。‘百家講壇’不但高雅也不和寡，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它非純學術，也非純娛樂，在高雅和通俗之間找到了平衡，它是第三種狀態。就傳播來說，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方式比對象重要。”
“我是教傳播的，傳播學是有策略的，電視是什么媒體，是全家收視的，有人聊天，有人翻報紙，有人訓孩子的，這種情況下，電視不可能是四平八穩，有情節的東西才可以傳播，為什么大家愛看電視，就是因為有懸念，有沖突。
“《論語》擺在那里是微言大義，應該說我的講法是把這個道理找到一個故事的載體，把它劃進今天的生活。就是很多故事的情節在變，人的名稱在變，但是道理沒有變，就是告訴大家那種仁義，什么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我想圣賢之言是用一句兩句喚醒人人心中有、口中無的東西，這說的就是當下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今天，或者是朋友的明天。”
書展上海行，于丹收到了不下二十家媒體的訪問邀請，她出人意料地基本上全部予以拒絕。即使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也保持著高度謹慎的態度，與之前在講壇上談笑風生、親切隨和的樣子判若兩人。“面對媒體的我與個人生活中的我完全不一樣，我深知媒體所具有的放大作用。”
面對今時今日長時間暴露于公眾聚焦之下的無奈生活，于丹拒絕談論有關家庭的一切話題。“需要暴露私生活的那是娛樂明星，我不是娛樂圈里的，我是個學者，學者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你暴露得越多，別人對你的誤讀越厲害！”
“我不愛這種喧囂，所以我在逐漸減少和外界與媒體的來往，慢慢地淡出。我想做個單純的大學老師。現在的愿望是盡快逃離媒體關注的漩渦中心，回到學者的身份。”
一直繃得很緊的于丹，只有在講述那個愛詩的年代時才顯露出一絲真性情。“我愛雪萊，愛拜倫，也愛顧城舒婷。北島是我最喜歡的詩人，因為他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理性。這個時代，許多人都不讀詩了，變得愈發功利，大家都是獨生子女，都忙著奮斗，快樂卻離我們越來越遠。”
于丹說自己并沒有經歷過多少磨難，她的人生充滿著快樂與隨性：在大學組織“玩委會”，聽羅大佑的歌，看武俠小說，愛上咖啡館給學生講課……“我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在課堂上講授專業知識，在‘百家講壇’講述國學都是我喜歡的事。”
突然而來的成功往往會讓人無所適從，于丹卻強調自己始終抱著冷然置之的態度，她覺得“女性的成功不是鐵骨錚錚，而是能用和風細雨化解某些東西”。
于丹坦承：“在這個泛娛樂化時代，莊子，孔子也許改變不了現今這個社會。但《論語》終極傳遞的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樸素的、溫暖的生活態度。人能做的只有改變自己，做好自己。我只能說以一己之力盡量影響身邊有限的人。而做好自己這件事太難了，它是人生的最高目標，我將用一生去追尋。”（陳冰 施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