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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天，光線傳媒舉辦的“挺音樂”反哺歌壇發布會上，音樂人、音樂公司再次將這一場所當做表現不滿、發泄悲觀情緒乃至絕望、憤怒感的窗口。目前，流行樂壇的低迷情緒非常強，大家普遍有一種嚴重的挫敗感。音樂人、音樂公司感覺在各項制度上，特別是版權保護上受到了冷落，處于一種絕對不公正、絕對弱勢的地位。現在不僅仍然缺乏資金維持，連表面上的風光，擁有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也不復存在。而這一切還發生在不斷有版權保護政策出臺的大背景之下。

　　事實上，一家唱片公司可以從一張唱片中獲得批發價的20%至30%的版稅，詞曲作者獲得5%至7%的版權，唱片公司與詞曲創作者還可以從公共場所音樂播放費中獲利，這一范圍包括出于商業目的在公共場所播放音樂的如電視臺、廣播電臺、酒吧、商場等等。在演出中，詞曲作者也應該得到版稅收入。此外，在出版樂譜書籍，在廣告、電影中使用音樂也要支付版稅。在新技術領域，出現了網絡、手機下載音樂的模式，比如，蘋果模式、中國移動的模式。在亞洲地區，還有卡拉OK、KTV消費市場，也會為唱片公司與詞曲作者帶來版稅收益。

　　按理說，這些政策與法律不會使音樂生產最重要的唱片公司、音樂人處于目前這樣的辛酸、貧困狀態。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從中受到真正的保護，也沒有從版稅中真正分到多少錢。

　　比如說，KTV收費領域，唱片公司曾寄予厚望，認為，這是一個可能有上百億收益的版稅來源，但結果卻是極度的失望。在錢柜上繳1000萬的KTV版稅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分配比例：由文化部的中國音像著作權集權管理協會(音集協)授權收費的天合公司一家就拿走50%的管理費，音著協再拿20%，音集協再扣除10%作為管理費，真正分給唱片公司的就只有20%，20%也就只剩下200萬元。最終除去國際四大公司，一些民營大公司就只能分到少得可憐的版稅。比如，大國唱片的姚謙稱1年公司只得3000元收益，只是臺灣收入的千分之一，而大陸KTV市場比臺灣大100倍。擁有李宇春、樸樹、鄭鈞、田震、老狼等眾多音樂版權的太合麥田，只從中收入1000元，最后，公司拒簽了這批版稅。這樣的分配以及這種分配結果，不但讓唱片公司心寒，更讓他們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有文章稱音集協是強制性音樂高利貸主義者，有律師認為應對其進行反壟斷調查。高曉松自嘲地說，在自己100%的版稅中，真正能收到的只有21%，就好像警察幫你抓小偷，最終只把21%交給你，其他就是出警費一樣，我肯定還得感謝。

　　比如說，中國移動的手機音樂業務能帶來每年200億的收益，但只有20億拿來分配，而這20億是由中間商與唱片公司按5比5分成，但實際分到整個唱片業的也只有2至3億元。

　　再比如，百度的流量20%以上來自音樂，但每年給唱片公司的錢少得可憐，百度成為整個唱片業的頭號公敵。但在整個唱片業以及單一唱片公司的法律訴訟中，百度一直是勝者。

　　在這個月，徐沛東、谷建芬都透露，電視、廣播免費播放音樂的時代年底就要結束了。在目前，在廣播中播放音樂，廣播電臺不但不向唱片公司、音樂人支付費用，近幾年反而向唱片公司索要大量廣告費或打歌費。就在這一利好消息公布之后，唱片業又在擔心，因為，又將成立一個收費機構，收費的不透明、管理費的比例，最終的效果仍然不能令他們樂觀。

　　在內地的文化產業中，電影產業，電視劇產業都已大大領先于港臺，但是在流行音樂領域卻是非常的低迷。一切應該使市場、行業利好的因素，最終卻導致別人發財，而行業蕭條的局面。高曉松就說，音樂行業養活了數百萬的卡拉OK從業人員、互聯網工作人員，養活了不少行業，但最終卻養活不了自己。而另一些唱片公司更悲觀，也更失望地表示，唱片公司、音樂人一直在吃殘湯剩飯。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不但不被重視、參與其中，甚至在政策中都不是被考慮的對象。就像各項版稅的收取，最后有利于版權方，還是為自己分肥很難說。

　　目前，唱片業的音樂人大多處于一種為生存而做音樂的無奈狀態。比如，音樂人郭亮就表示他很忙，但大多數工作是為電視劇寫音樂。李泉公司的經理也表示，現在還想用好樂手，做好唱片的人越來越少。高曉松認為，由于生計問題，不少音樂不是在雕刻美玉，而是在精雕鵝卵石。

　　現在，大家都有一種嚴重的挫敗感，就如同何勇《垃圾物》中絕望、憤怒地吶喊“到底有沒有希望，到底有沒有希望”。光線傳媒的王長田、太合麥田的宋柯都一直希望整個唱片業團結，以一個團結的行業協會的方式去爭取權益。宋柯認為，組成行業協會是維護行業權益的通行做法。王長田也介紹了他們在電視領域建立協會，與電視臺進行維權談判，與廣電領導部門溝通，伸張自己權益的做法。王長田還表示，他將第一個表示支持電視、廣播付費使用音樂的政策。同時，將與新浪推出一個“反哺歌壇”的計劃。王長田也表示，他希望所有在音樂中獲利的行業都參加反哺歌壇的行動。 記者 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