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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易建聯的年齡問題，最近炒得沸沸揚揚。這個此前一直被美國人懷疑年齡造假的NBA球員，終于被中國人提供的學籍卡證實，其出生于1984年而不是目前登記在冊的1987年。事實上，這樣的“證實”只是完成證據鏈條的最后一個環節而已。所不同的是，一些人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另一部分人則在“愛國主義”的旗號下進行“護短”：再怎么說易建聯是咱中國人啊，怎么能讓別有用心的美國鬼子借機大做文章呢？

　　這樣的“愛國”腔調和“愛國”邏輯早就耳熟能詳：“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但凡劃分陣線，首先考慮是否“非我屬類”，而不是事實的真相。這種簡單劃一的方式通俗易懂、便于操作，因此成為不少人數十年來最基本的判斷標準。譬如外媒對中國運動員年齡質疑這個問題，一些人都會回答說：“我們歷來崇尚公平競賽、頑強拼搏的體育精神，個別海外媒體不是看到我們取得的偉大進步，而是別有用心地將目光盯在運動員的年齡問題上，進行不負責任的猜疑，事實上是對黃色人種的歧視。”水平更高一點的則會轉守為攻：“也許你們的媒體應該更多關注一下你們國內的貧富不均問題、校園暴力問題、犯罪率高問題、次貸危機問題”。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邏輯背景和思維慣性，當《體育畫報》證實易建聯年齡造假時，不少人痛斥這是“沒有起碼中國人意識的賣國行為”，還有人氣憤地對易建聯本人說：“為美國人民懷疑您年齡提供了新證據。這是一種什么崇高行為？這是一種狗腿子行為！”

　　不知憤怒者是否知道，類似的“賣國行為”對人家國外的媒體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了。美國人西摩·赫什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揭露了美國士兵在越南美萊村的屠村行為，“美萊屠殺”事件被全美37家媒體予以揭露和譴責；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虐俘事件和英軍“虐俘照片”也是美國人和英國人自己披露的。就新聞專業主義精神而言，“除了公眾的知情權之外，新聞記者不應該對任何其他利益負有責任”。美國和英國當局雖然因為這類“負面新聞”而狼狽不堪，但他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卻因為勇于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而贏得了更多的信任與尊重。媒體敢于擔當、揭示真相的“賣國行為”恰恰是一種整體的和長遠的愛國行為。而那種處處護短、急于辯白的包庇與沉默，倒使國人形象大打折扣。

　　當然，就“年齡門”這一事件而言，易建聯本人是值得同情的，照他的話來說，這樣的事情是他“控制不了的”。在中國體育的潛規則和明規則之下，運動員的年齡成為“國家機密”，而易建聯本人唯一能做的只是“不去關心”。還記得當初被雄鹿隊選中時，面對媒體的步步緊逼，易建聯說“我只知道我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就是1987年10月27日”。看似負隅頑抗，實際上是百般無奈。因為一旦說破真相，他面臨的就是整個中國籃球體制的壓力。但必須看到，對易建聯本人的同情并不能成為媒體逃避責任的理由。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媒體對此類真相的不斷披露，最終將會建立一個更少欺騙和作假的誠信體育秩序，或許這才是最大的“愛國”。

　　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遜終身信仰并努力實踐的一句名言是：“維持公正，哪怕天塌下來！”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一種基于正義的真相揭示，哪怕它暫時被一些人稱為“賣國主義”。(魏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