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該報許可。)
7月15日，是臺灣社會解除戒嚴20周年的日子。
“白色恐怖”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病態的黨爭帶來了另一種“政治暴力”。尤其是民進黨上臺以后，執迷于“泛政治”思維，不斷撕裂族群，構造出新的“綠色恐怖”，將臺灣社會拽入另一種病態情境
戒嚴年代，“匪諜”無所不在
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人們都在隱憂中度日，誰都可能隨時被調查、被加罪、被判刑
1988年，臺灣話劇導演賴聲川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在臺北上演，演員李立群模仿小學時參加演講比賽的樣子，搔手弄姿、嗲聲嗲氣的一句“小心，匪諜就在你們中間”引得觀眾哄堂大笑，而笑聲背后是臺灣社會對當時剛剛結束的戒嚴年代的復雜情緒。
就在《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時任臺灣當局領導人的蔣經國發布命令，宣布臺灣地區解除自1949年5月起的“戒嚴”狀態。
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
臺灣作家龍應臺曾經這樣回憶那個年代：“是小學五年級，1962年。大家都很喜歡的年輕的數學老師正在講課。教室外樓地板突然響起人聲雜沓，匆忙而緊張。穿著黃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槍，沖了上來。數學老師早已躥出教室，奔向走廊盡頭。孩子們在驚慌中四散。我們趴在四樓的欄桿往下看。……布著黃沙的操場上，數學老師的尸體呈大字型打開，臉往上，剛好和我們對望。那黃沙，看起來那么淡漠，荒涼。那是我第一次聽見‘匪諜’這個詞。然后就聽得多了。哪一個老師開學時突然不見了，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談。一個每天在身邊的人，突然‘蒸發’了，而大家都假裝它不曾發生。”
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國民黨當局延續了在大陸所謂“動員戡亂時期”的高壓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繼續通過情報特務機構推行“白色恐怖”。
藏書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們在有關資料里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兩個典型案例：
王志鵬，一個不識字的馬祖漁民。在1965年7月的一個早上，因為天氣特別清朗，王志鵬說，“今天氣候很好，風向、潮流也不錯，開到大陸很近。”船主聽見了，馬上報告，王志鵬就成了“叛亂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學英語老師，因為思想“左傾”而被監禁17年。據說，罪證之一是他有一本《湯姆歷險記》，作者是馬克·吐溫，和馬克思有關系，都姓“馬”。
其實，今天為人們熟知的作家柏楊、李敖、陳映真，都曾經在戒嚴年代被捕入獄。知識分子、進步青年是當年“白色恐怖”嚴厲打擊的主要對象，他們紛紛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龍應臺引述過一組數據：僅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當局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大概有14萬人。龍應臺說，當時所謂的“匪諜”里，真正的共產黨人只是極少數，而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是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構陷的小市民。在貧窮的年代，臺灣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檢舉“匪諜”的獎賞卻常高達20萬元。
1984年12月，臺灣最后2個政治犯獲得自由。他們坐滿了34年零7個月的“思想監獄”，然后走向陌生的陽光。
“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
戒嚴年代，帶給臺灣更多的是壓抑和晦暗的社會緊張情緒。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臺灣新新浪潮電影中反映那個年代的作品里，幾乎都有著類似的陰郁、低沉的影調。
1975年赴美留學的龍應臺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美國同學知道我來自臺灣就說‘你一定很會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覺得他問得很奇怪。我不會游泳，而且，臺灣不會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漁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見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來，龍應臺想明白了：“在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里，臺灣的海岸線不是海岸線而是警戒線。從14歲到23歲我住在一個漁村，當孩子們三五成群到海灘上去撒野的時候，總有荷槍的士兵來驅趕，槍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灘更是禁區，因為‘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
[1] [2] [3] [4] [5]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