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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穿睡衣睡褲不能出門”。這是2010年上海召開世博會之前，該市政府對居民的要求。而這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一方面，穿睡衣確實不符合國際禮儀，但有聲音也認為，如果政府連睡衣都管，社會的自由度就會降低。

　　從7月下旬開始，居委會主任沈國芳的工作內容又多了一項：勸導本小區(qū)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褲出門。

　　沈主任是上海浦東新區(qū)昌里東路齊八小區(qū)的“小巷總理”。現(xiàn)階段，他的工作分為兩大塊，一是小區(qū)日常事務，二是“迎世博”。“睡衣睡褲不出門，做個世博文明人”活動便是后一項工作的內容之一。

　　但凡有過上海體驗的人都知道，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習慣。弄堂里，菜場上；超市里，馬路上；甚至在著名商業(yè)街南京路上也屢見不鮮。穿著花睡衣的女人，腳踩一雙還算精致的皮鞋，跑到弄堂口買一包咸鹽，或者頂著滿頭發(fā)卷出來倒垃圾……這被看作是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畫面。然而，當推土機推翻一條條弄堂，人們對舊時的生活方式只剩緬懷，殘留的睡衣習慣驟然成為“文明”的大敵。

　　2010年上海即將召開世博會，在這次代表現(xiàn)代文明的盛會里，小市民的“陋習”無法再被容忍。作為距離世博場地只有兩三站路的齊八小區(qū)，跟浦東所轄的所有世博區(qū)域一樣，面臨現(xiàn)代文明的打量。

　　上海市民們必須經受住這種國際化目光的打量。

　　“這是國家的臉面問題。”沈國芳說。

　　迎世博，睡衣睡褲不出門

　　齊八小區(qū)的文明著裝勸導隊每周活動兩次，每次一到兩個小時。沈國芳說，來參加勸導隊的“志愿者”，雷打不動的成員有10人，每次都佩戴紅綢帶，衣著整齊地立在小區(qū)門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區(qū)，志愿者便會上前勸阻。

　　“我們挑選的志愿者都是覺悟比較高、對社區(qū)比較熱愛、對世博比較關心的居民。”沈國芳說。

　　“在短短一個多小時里接受勸導隊宣傳的居民就有幾百人次，活動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應。”齊八小區(qū)的網上日志中這樣記載活動首日的“成果”。

　　活動到現(xiàn)在已經進行了兩個多月，“效果不錯，穿睡衣睡褲的人明顯減少了”。沈主任很滿意。

　　至于那些一見到勸導隊就扭頭往回走的居民，沈主任覺得，“避避開”也說明有進步，起碼有文明的意識。

　　幾乎在同一時間，浦東新區(qū)世博場地附近的各街道、居委會也都沒閑著，積極響應上海婦聯(lián)和三林世博功能區(qū)域管理委員會的號召和要求，抓好文明著裝問題。上鋼社區(qū)、川新社區(qū)、北蔡鎮(zhèn)等等，都在競相開展類似的活動。

　　蘇美芝是齊八小區(qū)文明著裝勸導隊的一員，她在居委會主管婦女和計劃生育工作。

　　在從事勸導工作前，蘇美芝說自己“也有穿睡衣(出門的習慣)”。但經過勸導隊的培訓，她“更加注意自己的著裝”，還“優(yōu)先”勸導家人不要穿睡衣睡褲出門。

　　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轉變了觀念，接著便是倡導更多的群眾接受先進理念。但多年的習慣，撼動不易。為此，沈國芳他們也動了不少腦筋，想出許多勸導的招式。

　　招式之一是收編放暑假的小孩子加入志愿者隊伍。

　　“他們拉著阿姨叔叔的手說：‘阿姨(叔叔)，你不能穿睡衣睡褲到馬路上去。’大人們聽了也非常感動啊，覺得小朋友都在講了，不大好意思了哦。”

　　招式之二是強調世博的嚴肅意義，以達到震懾的效果。

　　“世博會時，外國人參觀完園區(qū)出來以后拿著相機到小區(qū)亂竄，很有可能到我們小區(qū)來。”“我們是主人翁”，“小事放到臺面上來就是大事了”，不能給上海丟臉。

　　招式之三是利用熟人關系，注意說話方式。

　　“你要是太正經跟人家交談這個問題，人家有時候不能接受的。”沈國芳說。對此，他的方法是“打岔子”+“開玩笑”。

　　比如，迎面走來一個穿睡衣的老熟人，沈國芳就會上前說：“哎，到什么地方去啊？”“買菜去啊？”“咦，怎么穿這個衣服出來了？” “以后不能穿了啊，這個衣服不好看，回去換掉。”兜了個圈子后回到勸阻穿睡衣的問題上來。

　　蘇美芝更是會把工作做到規(guī)定時間之外。對一些首次勸說無效的居民，她也會私下里反復跟人家說，大道理小道理地講；當然，口氣很柔和，臉上帶著笑容。

　　“國際大都市，最起碼這一點，著裝要做好。不是要你穿名牌啊，但要得體，里外要分清楚，這樣更顯示一個大都市居民的素質吧。”蘇美芝說。

　　脫得不是睡衣，是自由？

　　“關儂撒題啊！(關你啥事啊！)”

　　“儂鼓力嘎多咧！(你管得太多了吧！)”

　　被問到對“睡衣睡褲不出門”要求的看法時，有些上海阿姨還是要跳腳的。

　　盡管居委會對現(xiàn)階段的工作持肯定態(tài)度，但他們也不避諱承認，有些居民還是難以扭轉習慣。

　　“這種事情根本就用不著這么夸張。開世博會每個國家都開，都要這么熱鬧、這么過分有什么意思啊！” 與齊八小區(qū)只一街之隔的昌四小區(qū)里，37號樓的一位居民阿姨這樣抱怨，語調里夾雜著些許憤怒和不耐煩。傍晚時分，她一身小熊睡衣打扮，腳踩一雙皮質的帶跟涼鞋，出門買了幾個面包。而昌四小區(qū)和齊八小區(qū)所夾的昌里東路上，小超市、銀行、服裝店、西點坊、餐館食鋪、藥店、文具店、菜場等等一應俱全，居民們只要走幾步就能買到所需的各種物品。

　　很多上海人想不明白，為什么就在家門口買點東西，一定要那么麻煩換睡衣？想當年，電影《不夜城》里，穿著睡衣出門那是身價。設想一下：那位年輕的小姐只是出來買張彩票，難不成要換上工作穿的套裙；那位在國企辦公室做事的先生只是因為趕上休息，想買份《大家》來看，不巧小區(qū)門口的報攤賣完了，他忘記自己穿著睡衣，穿過兩個小街口來尋報紙；那位頭戴發(fā)卡的中年大嫂，只是因為一個人懶得做飯，去菜場買點面，“不高興再換(衣服)了”。

　　各式各樣的說法都有，讓上海人脫掉睡衣，那就等于脫掉海派的范兒！他們穿睡衣出門的理由看起來合情合理：不走遠的地方，不是出席正式的場合，不在外面停留太久。小區(qū)和周圍生活設施的緊密結合也讓這些理由顯得無以辯駁。“要是真有人衣冠楚楚到菜市場超市，才會被另眼相看。”在他們看來，慵懶隨性的生活里透著海派的余韻。

　　當穿睡衣的習慣久遠而牢固，那就是一個文化的標簽。舊社會，睡衣通常屬于兩個人群，一種是有錢人，顯示悠閑；另一種是娛樂場所的人，比如舞女，顯示風韻。建國后，睡衣逐漸普及。在70年代，上海睡衣上街一度成為城市景觀，是追趕時髦的潮流，“睡衣漂亮”“睡衣顯示我生活得比較舒適”是那個時代追趕潮流的人普遍的想法。

　　時髦的浪潮拍過之后，更多余下的是穿衣的慣性，加之傳統(tǒng)生活空間的狹小，“圖方便”的睡衣特質就沿襲下來。上海最傳統(tǒng)的居民建筑就是石庫門和里弄房子。擠在弄堂里的居民們，就如《72家房客》所描述的那樣，“房間小的像白鴿籠，房客都像進牢籠”。認識不認識的家家戶戶，扯一條布簾就圍出自己的地盤，根本無法區(qū)隔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人們的服裝也就沒有場合之分了。周星馳電影《功夫之王》里的“豬籠寨”就是這樣的場景，元秋飾演的包租婆一亮相，就頂著滿頭燙發(fā)卷筒，肥碩的身體包裹在大號的睡衣下。

　　沒錯，這就是人們印象里弄堂阿姨最常見的打扮。

　　上海熱線網()上的名為“上海人愛穿睡衣上街，你怎么看？”(2009年7月20日發(fā)起)的調查顯示，截至目前，認為是“素質低，不文明的表現(xiàn)”的占多數(shù)，但也只有42.03%。認為“很正常沒有不文明，只是圖個方便”占到33.95%，而選擇“上海人穿睡衣上街很正常，看不慣就不要看”的也有24.02%。也就是說，不反對穿睡衣的人數(shù)相加倒是超過了半數(shù)。

　　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李愷艷就是不反對者中的一員。在弄堂里生活了將近14年，李愷艷雖然也覺得阿姨媽媽們穿睡衣出門有點不雅，但那股“市井的親和力”還是讓她有天生的好感。對于像齊八小區(qū)那樣的文明著裝勸導活動，李愷艷覺得這樣的小題大做“有點傻”，“穿什么還需要別人來管嗎？”再說，“為了世博來這樣搞一搞，有點應試的感覺。”

　　至于丟臉不丟臉的問題，這位上海土著80后這樣說：“只要我們上海人自己不覺得丟臉，那么這個臉是丟不到哪里去的。估計那些(提出這個意見的)專家和官員不是上海人。”

　　一些網友也對各個社區(qū)開展的文明著裝勸導活動提出了反對意見。天涯有關上海睡衣幫的討論帖中，就有網友留言說，看過勸導活動的新聞視頻，“很多老奶奶貌似穿的不是睡衣，就是寬松點的衣服，居委會一幫老阿姨就哄上去了。沒天理。”

　　看來，上海世博的現(xiàn)代文明不得不面對這個最強有力的對手：穿衣自由。

　　“強制塑造公民性格”？

　　這場關于穿衣的上海灘拉鋸戰(zhàn)已經有幾年光景了。

　　齊八小區(qū)一位姓居的老住戶清楚地記得，市長俞正聲在接受香港記者吳小莉采訪時說，籌辦世博會有三項計劃，相比市容整治和窗口服務單位的服務素質這兩個方面，上海在市民文明狀態(tài)的改觀方面進展遲緩。理所當然的，穿睡衣就是俞市長所說難改的陋習之一。

　　上海市社科院社會發(fā)展研究所所長楊雄在2006年曾經主持過“上海市家庭文明狀況調查”，該調查顯示，“穿睡衣外出等現(xiàn)象未得到明顯改觀。16.5%的人表示自己或家人經常穿睡衣外出，25%的人表示有時會。”穿睡衣問題的嚴重性被反復提及。

　　該報告公布后，被國內外媒體廣泛引用。讓楊雄真正感到上海的國際形象會因為睡衣問題受損的一個事例是，上海的一個外國留學生專門跑來跟他說，自己的媽媽在英國看到了楊雄他們的調查報告，非常吃驚：“上海竟然還有穿睡衣外出”，特地把報紙拿給在上海的孩子看。

　　“外國人覺得是個很大的新聞，很在意。”楊雄說。

　　對于睡衣上街的另一種“危害”，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的張念認為，“公民理性就是保持著一種在乎別人的存在，同時這種在乎是以相對冷漠的距離感體現(xiàn)的。但睡衣是一種信號，取消了這種公共理性的距離感，這會讓陌生人產生不適。”

　　近些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著裝問題在城市中逐漸演化成修養(yǎng)問題。上海媒體和各級政府對睡衣問題的宣傳沒有停止過，但在世博的驅動下所做的勸導工作，力度明顯要遠遠大于以往，爭議也就更盛。

　　盡管居委會的人員在做工作時注意分寸，“不像警察管闖紅燈的駕駛員那么嚴，板著個臉”。但在一些學者眼里，基層政府有組織的勸導活動，還是帶有強制色彩。

　　在楊雄看來，穿睡衣上街確確實實不符合國際禮儀，是應該改的。但這也“不能說是一個道德問題，甚至不能上升到上海人的文明素養(yǎng)問題。有時候我們把它放大了。”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胡守鈞認為，居委會可以倡導不穿睡衣上街，但是無權禁止或變相禁止。雖然他本人堅決不贊成穿睡衣出門，但也反對強制或半強制性地禁止居民穿睡衣上街：“比如當年上山下鄉(xiāng)，講來不是強制性的，我勸你下去，給你辦學習班，學習毛主席著作，給你學煩了就同意下鄉(xiāng)了。如果沿襲這東西，我覺得不好。”

　　張念則認為，傳統(tǒng)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劃出了兩個邊界，一是自愿，二是不構成對他人的傷害。這里的“他人”更強調的是公共性。就這兩點來看，穿睡衣的危害性并不大。“至于政府機構，應該是公共性格的示范，而不是具體公民公共性格的強制塑造者”。

　　“世博會比較理想的狀態(tài)，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執(zhí)政的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自主意識、主體意識。而不應該是政府管得過細、過死，包攬一切，那樣社會和居民的自主意識就會萎縮。要充分發(fā)揮每個居民的積極性，以參與辦世博而自豪。”胡守鈞說。

　　在遠離世博區(qū)域大約一兩個小時車程之外的虹口區(qū)日新小區(qū)，早在去年年底上海世博會倒計時500天時，就根據(jù)自身情況，主動提出開展勸阻居民穿睡衣出門的活動。時至今日，居委會的負責人已經不愿再談起此事：“我們現(xiàn)在主要工作不是這個，每(倒計時)100天有每100天的行動，我們是按照上面總體規(guī)劃來的。現(xiàn)在已經到了‘到馬路上勸阻闖紅燈’這個階段了。”

　　而“睡衣褲不出門，做個世博文明人”的牌子現(xiàn)在依然矗立在齊八小區(qū)門口。保安室的工作人員說：這個要一直掛到冬天呢，什么時候沒有睡衣族了，什么時候才能撤掉。(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