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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繼發生在昆明的挾持人質案和自助銀行內取錢被刺案，都面臨同樣一個難題，行兇者無法或暫時無力支付治療等相關費用

　　核心速讀

　　昆明家樂福挾持人質事件中的傷者家屬，正在為不菲的治療以及陪護費等開支擔憂；此前，家樂福已為傷者墊付了15萬元的醫藥費。然而，這筆看似巨額的墊付款夠不夠用呢？誰心里都沒有底。無獨有偶，人質劫持案第四天晚上，昆明市望城坡發生一起外來打工者在某自助銀行取款被刺劫案，目前，傷者的治療費用也由當事銀行先行墊付。

　　令人思考的是，在商場或自助銀行這類商業場所被刺遭搶，產生的治療費用應由誰來承擔？還有：如果不是家樂福這樣的全球知名大企業或銀行這類實力企業，而是案發在某個小商店或小餐館，傷者很可能將面臨無錢治病療傷的困境。或者，實力不濟的小企業直到被拖垮，仍對傷者救治于事無補。

　　兩起相似案件帶來的是，人們熟知的通過對施害者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即要求罪犯承擔受害人損失的做法，看來不僅效率有限，實際操作更是難度頗大。

　　這時，受害人求救的雙手應該伸向哪里？或者說，什么力量能夠扮演救助者的角色？

　　受害人家屬面臨困境

　　謝佩伶是家樂福人質挾持案中受傷最嚴重的：腎臟被刺穿，破裂成兩半。她的傷情也牽動了全家人的心，母親、患癌癥的父親、兩個忙于工作的舅舅連夜從湖南趕來昆明。如今，謝母關心的是女兒能否康復，“我沒有精力多想其他事情”。

　　謝佩伶的大舅舅說：“來昆明6天了，就是無人問津，沒人關心我們的吃住和困難。”“(家樂福)說兩人每天補助100元，物價這么高！家屬要為住宿分心，怎么能做到全心全意照顧病人？”為此，大舅舅也打電話去市長熱線咨詢，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應急制度幫助受害人解決實際困難？得到的答案是“沒有”。

　　“說實在的，家樂福確實及時墊付了醫藥費，沒有延誤救治，我們很感激。可對我們這些家屬，也不能不管，這個時候我們希望得到政府的幫助。”大舅舅說。

　　誰來承擔受害人治療費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家樂福人質挾持案件第四天，12月2日晚10時許，從昭通來昆打工的青年吳建三在望城坡某自助銀行取款時，遭歹徒持刀搶劫，雙腿被捅傷后，被迫說出銀行卡密碼，最后，身上現金及卡上存款全部被搶。

　　前者是犯罪嫌疑人陸志文被當場擊斃，后者是行刺歹徒逃之夭夭，案件仍在偵破。但傷者的治療，卻不會因為案件未破而停頓。目前，傷者的治療費用由涉事銀行先期墊付。

　　記者采訪中，有關誰來承擔受害人治療費用乃至損失成為議論焦點。有讀者認為，像這類突發刑事案件，可能出現在任何地點和時間；而給受害人帶來損失的，并非企業的產品質量或者服務缺陷，整個事件已經超出了消費糾紛的范圍。人質挾持事件中，能否說超市日常的安全措施存在問題？另一起案件中，很難要求本就以無人看守為服務特點的自助銀行內，再另設安保人員？這些讀者認為，將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治療費用全部落到案發地企業身上，有失公平，不能說誰碰到誰倒霉。另外，所幸案發的是全球連鎖大企業和銀行，如果換成某個小企業，承擔不了，怎么辦？

　　的確，能夠墊付前期治療費用，人質挾持事件中的家屬也對家樂福表示理解；自助銀行劫案中，銀行方面則表示，先治療，其他事情以后再說。記者得到的一種說法是，家樂福目前是以人道主義精神提供經濟幫助，體現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而不接受“賠償”這樣的說法。

　　當然，也有讀者認為，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如果無力承擔救治費用，成了真正的弱勢群體，涉事企業有責任盡最大可能幫助他們。

　　慣常司法程序存在局限

　　接受記者采訪的一位法律人士認為，人質挾持案中，嫌疑人陸志文顯然要承擔刑事和民事的主要責任。按照慣常的司法程序，受害人可向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其賠償損失，承擔醫療費用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費用。但現實中，這一做法存在效率偏低，或者犯罪人無力承擔的情況。且不說當場被擊斃的陸志文有無民事賠償能力，其家庭遠在上海就帶來諸多問題。

　　這位人士也指出，案發時，如果因為企業存在安全隱患，未能盡到對消費者的安全保護責任，也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能否設立司法救助機制

　　記者采訪中碰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這次突發案件發生在一個沒有賠償能力的小超市、小餐館之類的消費場所，嫌疑人和涉案企業都無賠償能力的情況下，怎么辦？難道任由受害人陷于二次傷痛的困境？此外，如果是實力不濟的小企業來承擔，那很可能導致企業被拖垮仍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救治。事實上，這樣的情形更為普遍。這時，怎么辦？

　　還有一種延伸的觀點認為，如果案發不是在消費場所，而是在街道這類公共場所，當受害人無力承擔可能高昂的治療費用時，怎么辦？

　　記者采訪的這位法律人士認為，在事發所在地無法承擔醫療費用的情況下，應該由社會這一塊來考慮，比如市民要有投保意識，事發后能由保險公司來賠償。不過，他也認為，保險理賠只是一部分，在雙方都無法承擔的情況下，政府應有責任設某種機構或基金等機制來實施救助。比如，見義勇為基金能對制止違法犯罪的受害人支付一定的補償金，將傷害控制在最小范圍內。同樣的道理，可以成立類似“司法救助基金”，先行負責無力承擔治療費用的受害人的救助，再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向施害人追討。他認為，這樣的救助基金可以由政府撥款，也可向社會募捐構成。

　　記者多年來采訪中碰到過的實例則是，在受害人和施害人無力承擔的情況下，或由辦案警方支付一定的小額治療費用，或由救治醫院埋單，這種情形，已經形成事實上的社會救助。

　　政府是否能設立司法救助長效機制，幫助刑事案件中無力承擔的受害人？兩起相繼發生的相似案件面臨的境況，值得思考。(張明 譚江華) （春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