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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法律文化基礎，那么在制定相應的法律政策的時候對此做一些回應可能正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獨特價值體現

　　昨天在法制日報上看到了王鋼懿先生的大作《女司機飛機撞劫匪背后的見義勇為難題》，自覺說得很有道理。對女司機自力救濟行為的看法，在民間和知識精英之間有反差本來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民間喊打喊殺的情感其實很樸素，也很真實，被搶了還不許反抗嗎？打不過還不許撞嗎？知識精英的說法也沒錯，正當防衛要有限界，劫匪也有權利，都這么干還不亂套了？

　　只是知識精英的態度過于冷靜了，總給人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不信換了他試試，有人搶他，他保準會飛起一腳，才不管劫匪摔倒后會不會一頭撞在馬路牙子上磕死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沒盡到注意的義務。冷靜和理性的思維是經過后天所學知識過濾后的產物，對一件事情的本能反映和態度才是一種文化的深厚積淀。所以來自民間的樸素聲音其實是中國法律文化中最深層的東西。

　　自力救濟也好，見義勇為也好，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的。街上小偷偷東西被當場發現，路人先群起而毆之，后送交官府，這種事很常見，就更不要說除強扶弱，路見不平一聲吼的大俠行為了，那簡直就是正義的化身。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懲罰做壞事的人無需承擔責任，壞人因做壞事而受傷害活該，這樣的觀念已根深蒂固，不管我們承不承認它已經成為我們的集體無意識，我們可能會有意識地排斥它，但我們又在無意識地追隨它，它是我們的一種文化DNA，在隨著我們的血脈代代相傳。

　　但既然見義勇為廣泛地存在于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那為什么這種行為又成為現在社會的一種稀缺資源呢？這大概與我們現行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法律制度體系有一定的關系，我們本土沒有長出過現在的法律文化。我們現在的法律保護多數人的權利，但也沒有忽略少數人的權利，簡單地說，非主流即為少數人，犯罪嫌疑人，換句話說“壞人”，當然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少數人。為了保護這些人的權利，法律為正當防衛、見義勇為都設置了邊界，如果你的行為造成了當事人的傷亡，即使你可以避免承擔刑事責任，但你也會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這為正當防衛和見義勇為增加了難度。實踐中的情況常常是這樣，你見義勇為被別人打了一頓還好說，現在有見義勇為基金，但你要打了別人一頓，那你很可能要自己賠錢了。如此，人們就不能不對自己的行為考慮一下。

　　見義勇為這種行為在西方也同樣不多見(這里說的是狹義上的針對犯罪行為的制止，而不是廣義上的危難之時出手相助)，經常見到警察追得犯罪嫌疑人滿街跑也沒有誰主動上去幫忙，遇事能打個電話報警已經是好樣的了。這也是西方的法律所決定的，“壞人”的權利也不能隨便侵犯，尤其是作為一個沒有法律授權的人(與警察相比)，更是如此。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重視“義”，站在道義的置高點上人的行為更積極、更主動，少了不少顧忌，但是又會出現舉著正義的大旗傷害他人這種情況，從而制造出祥林嫂這樣的悲劇，這是我們文化上的缺陷。西方的法律文化重視人權，這對缺乏這種傳統的我們來講，在借鑒和學習的過程中矯枉過正一番無疑是好事。但是從這兩個女司機的自力救濟行為受到廣泛的民意支持和對見義勇為行為普遍的包容度來看，我們其實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基礎，尤其是在一些黑惡勢力猖獗，社會治安環境相對較差的地方更是如此。那么在我們制定相應的法律政策的時候對此做一些回應可能正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獨特價值體現。我們可以嚴格要求政府和司法機關的行為必須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但對民間行為卻可以適當放松一些。比如說，自力救濟和見義勇為者要承擔民事責任常常讓很多人感到難以接受，如果把見義勇為基金的一部分，作為見義勇為者的民事賠償，以減少他們的麻煩，應該會鼓勵良好的社會風氣。(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