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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組織課堂案例討論時，可以事先布置同學收集相關評論，梳理出各類評論者的觀點、立場，然后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分清哪些是法律問題，哪些是道德問題，哪些是責任問題等，并嘗試著反思其中暴露的問題，更不妨提出合理化的建議。

　　范美忠、余秋雨、王兆山、莎朗·斯通……這些人在兩個月前，根本扯不上關系，現在，把他們放在一起，估計很少有人不知道，因為他們是這次震災中的“話題制造者”。

　　今年更早，發生了一起廣受關注的“艷照門”事件，那時，有消息傳來，某中學把這事件引入課堂，讓學生討論。在討論過程中，老師開明地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這樣的教學，看似話題敏感有“風險”，但因不回避社會熱點，引導學生分析熱點，并在這種分析中，讓學生獲得某些教益，不實為一個好方法。

　　延續這樣的思路，我最近一直在關注，是否有大學、中學，把這次地震中大家熱議的話題，諸如“先逃門”、“含淚勸告門”、“幸福門”、“報應門”，也搬進課堂，在法律基礎課、思想品德課、公民與社會課、文學創作課等教學中，讓學生以此為案例，分析并討論法律、道德、人文等問題。以我淺見，這幾件事，個個都是值得剖析的經典案例，比枯燥的說教，無聊的講授，更能讓學生在觀點交鋒的辯論中，結合教科書，理解公民責任、權利與義務以及政府責任、權力與義務的關系等問題。

　　僅以“范跑跑”事件為例，可以討論、思考的內容，就十分廣泛。比如，對政府責任來說，有沒有嚴格依法行政，包括保障對教育的投入，監督學校依法辦學，不濫用權力干涉公民的基本權利；對學校責任來說，有沒有告知教師應該有的職業道德責任，并創造教師履行職業道德責任的條件，對教師進行相應教育與培訓……

　　在組織課堂案例討論時，可以事先布置同學收集相關評論，梳理出各類評論者的觀點、立場，然后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分清哪些是法律問題，哪些是道德問題，哪些是責任問題等，并嘗試著反思其中暴露的問題，更不妨提出合理化的建議。這對學生認識社會、認識自己、認識道德與法律等，都有著教材難以比擬的價值。

　　遺憾的是，我關注與搜索的結果是，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有學校進行此類教學。或許在學校看來，這些事件，不夠“資格”作為教學的案例進課堂，相比較這些事件，有更多沒有爭議的、積極的抗震救災動人故事；也或許有一些老師覺得，這樣的案例實在難以把握，自己都沒理清，怎么去引導學生？另外的可能是，有學校、教師已經在課堂上進行了討論，只是沒有被媒體報道與關注，人們無從知曉罷了。

　　當下，網絡上關于這些事件的議論文字鋪天蓋地。學生當然可以從中自我學習，可如果沒有合適的教育方式引導他們明辨是非，他們又怎能從中獲得真正的教益，更好地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道德意識、責任意識呢？如果學校在這方面不作為或者作為很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放棄了自己的教育責任。

　　要知道，學生縱然學了法律課程、道德課程，通過了相關考試，掌握了相關“知識點”，可在一些時候，他們往往依舊不清楚何屬道德、何屬法律？一旦面對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與道德問題，更不知道該做什么、怎么做，甚至弄不清對與錯的標準。而社會對這些事件的紛爭，卻恰恰提供了教育的契機。所以，如果我們不希望紛爭復紛爭，那就只有從紛爭中思考與學習，從而形成基本相同的價值觀念。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