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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剛剛爆發的時候，媒體在該不該反思的問題上，一度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在救災壓倒一切的緊要時刻，不妨先把尖銳的反思擱置一邊，先拯救哀哀欲絕的生命，反思后置。也有論者結合以往大的災難事件的走向認為，只有進程中的反思才可能有人聽，事情一過，只剩下掌聲雷動的表彰了，誰還會反思？

　　前者讓我想起了人們關于五四時期救亡與啟蒙的爭執，救亡最終壓倒了啟蒙，所以我們一直有一種“啟蒙”的情結。而后者，因為例證過于充分，每每能讓所有的人無話可說，在以往的一些突發事件面前，我們確實沒有進行過像樣的反思，事件發生中不可能，時間結束后果然只有歡呼的聲音了。反思“不合時宜”，那么反省呢？

　　我看到6月2日《南國早報》的一篇文章，該報記者說：“……在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趕往災區時，我卻毅然決然地選擇離開‘見面’僅3天的黑水。”為什么？“我想為災區幫忙，卻需要更多的人為我而忙碌。”“我不得不為我耽誤了災區領導和受災群眾的時間、占用了縣里的救災資源而深感自責。只有離開，才能終止這種耽誤。”

　　這是我自從地震發生以來看到的最真誠的記者反省，記者對因為采訪而帶來的騷擾歉疚不安，這種歉疚始于職業道德的考量，而終于職業倫理的反思，從而上升為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內心拷問。為什么記者就天然的認為自己總是在幫忙，而只有別人才應該反思呢？那種湊熱鬧式、作秀式地一哄而上，難道不應該認真反省一下？

　　我欣賞這種拷問、這種反省。這是主動擺脫“意圖倫理”上的一次可貴努力。長期以來，我們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認識上的慣性，只要相信動機是美好的，意圖是正確的，目標是正義的，無論程序和結果怎么濫施，這種意圖支配的行為都能被容忍。

　　在“意圖倫理”驅使下，粗暴往往戰勝理性，功利每每成為旗幟，風氣所及，習焉不察，而沉默的大多數也在這種風氣驅使下，更加噤聲。我們看到，受訪者會在預先設置的“正確”議題誘導下，滿嘴假話大話空話；采訪者會一門心思按照自己的思路打斷采訪對象的話語；有些電視主持人甚至根本無視對方的存在，自己滔滔不絕……

　　學者王元化生前曾提出堅決反對“意圖倫理”。他指出，我們必須破除“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遺留下來的四條——意圖倫理、庸俗進化論、功利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只有這樣學術才能走入正常的軌道，讓更多的人真正來追求學問，追求真理，我們的民族就有希望。只是，這樣的任務過于艱巨，往往成為曠野里的吶喊，消逝在風中。

　　記者每天面對著滾滾而來的社會現實，往往以社會良心自任，可以說，勇于反思社會弊端、能夠反思社會弊端本身，就是這個職業的基本倫理所在。但是，我還認為，這樣的反思一樣可以且應該適用于自身、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也就是說，啄木鳥不僅應該敲擊客體，更應該勇敢地面對自身的痼疾反省，下嘴不嘴軟。

　　周作人在說到文學的功用的時候說，“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邊還有一對蠟燭，左派和右派……”我想，一個有良知的記者、媒體的兩邊，同樣應該有一對蠟燭，左邊是反思，右邊是反省。(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