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年，但是只要提到“江青”的名字，仍然會有許多人悲憤、甚至痛罵。不過有這樣一位老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十多年，可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僅僅四年，就被指定為江青的辯護律師，他就是張思之先生。
那個時候張思之剛剛恢復本職工作只有一年，歷史把他推上了一個特定的舞臺——擔任為“四人幫”和“林彪”兩案主要犯人辯護的律師組組長。盡管現在的張思之先生，已經被同行公認為是“中國最杰出的人權律師”，但是“江青的辯護律師”依然是他最引人注目的身份之一。他把這個頭銜稱作是“荊棘之冠”。
日前，張思之做客鳳凰衛視《口述歷史》節目，講述他被指定做江青辯護律師前前后后的那段難忘的經歷。張先生說，這是他第一次在電視媒體上，如此詳盡地談起那段往事。
1980年9月26日到29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發布了一個決定，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進行公開審判。
近一個月之后的10月23日，已經在秦城監獄羈押了四年零17天的江青，突然提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要求。
張思之：她需要律師，她是第一個，就是整個這個所謂“兩案”的主犯里邊，她是第一個提出來的。
記者：她最早提出要律師這個想法是，就是一種試探性的，還是確實真的她需要一個律師？
張：那么當時我的想法，跟現在我的判斷有個差距，當時我認為她是試探性的。那么事后我冷靜下來，我分析這個問題，未必完全是試探性的，她還是愿意有律師為她進行辯護的，或者說有人為她進行辯護的。
張：她說，我很需要人來為我進行辯護，她說因為幾個條件，就是要求我做這樣的考慮，一個我身體不太好，我擔心法庭上比較長時間的這個審判過程，我可能堅持不下來，我需要有律師或者有人來替我講，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她說畢竟我對很多事情，我不是那么完全了解，比如說我對于法不是那么完全清楚，我也需要有人來對我進行幫助。
1980年的中國，雖然已經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兩年，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瘡痕，依然百廢待興。已經中斷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律師制度，在這一年的8月26日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的出臺，得以重新建立。當時任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的張思之，受命擔任“兩案”律師組組長的時候，距離律師制度的重建僅僅一個多月。而江青提出律師要求的時候，距離“兩案”律師組組建完成僅僅11天。江青要請律師的消息傳來，讓這個本就不平靜的小組，又揚起了一陣風波。
張：因為大家伙自然就有一個想法，會找到誰去替江青進行辯護啊，那么根據當時的情況，我們這17個人，據我所知道的，包括我自己在內，沒有一個人愿意給江青辯護的，那么當時我給上海的，上海那位老大姐。
記者：就是韓學章。
張：韓學章，韓大姐。那么韓大姐，因為我們兩人感情很深，所以什么話都可以跟她講，什么話都可以跟她聊，我就給韓大姐講，我說現在江青提出來要找律師了，你做是最合適的了，韓大姐是一口回絕，給誰做都可以，只有她，絕對不行，甚至于講砍頭也不行。我一看韓大姐是這么個態度，我就知道，如果辯護組里邊再有別的人來做的話，可能結局也還是這樣，所以作為我們整個組來講，我們就按兵不動了，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由上面定吧。
張：那么當時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我如實地跟你講我這個人。我這一生，我做了大半輩子的馴服工具，那個時候是組織上干什么我們絕對干什么的，馴服工具，沒有二話講的，這是個任務，這是個政治任務，落到你頭上了，你能推辭嗎？不可以。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當時的辯護組，我又是在那里主持工作，那么找到你來了，你不去做，行嗎？不可以。所以要我去做的時候，對于我來講，我只能夠老老實實地接受下來，但是思想深處并不舒服，我當時想，這一輩子要背一個江青的辯護士，這不遺臭萬年嘛，是不是？那她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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