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80年代試圖建立農村養老保險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后，農民失去了農村合作醫療的最后庇護；而在城市之中，越來越多的人被拋出了“福利大廈”；即使那些有幸留身其中的人，也在殘破處感到了寒意。于是部分人開始抱怨這場改革，指責市場的冷酷，渴望回到政府“溫暖的懷抱”。
于是，政府啟動“再改革”。但置身于爭論的漩渦中，“再改革”成為一次次應急式的修補。實際上，要重建這座大廈，首先需要確立的就是它的方向與目標，而這些原則將是必不可少的；
●公平：沒有人應該被拋棄，但也不可能是烏托邦式的平均；
●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任何一方均難獨力支撐，須由兩者合作且競爭；
●公共決策：它不能來自于政府的閉門造車，而應來自于公眾的參與及各方的充分博弈；
●適度：超越國力和國民承受力的福利，只會消耗國家發展的持久力和國民進取的動力。
以這些標準，我們既可以檢視過去，也可以勾畫未來。
失業率值得懷疑的真實程度，保險覆蓋人群的片面與單薄，以及收繳費用的巨大缺口，使目前的失業保險制度難以體現公平
“很多職工失業在家，無所事事，為了消磨時間整天打麻將；由于貧窮，生活壓力大，這十幾年得腦溢血、偏癱的居民成倍增加；迫于生活壓力，有不少下崗失業女工晚上出入色情場所，陪人跳舞或者出賣身體；還有一些下崗失業人員，找不到工作，為了麻痹自己，整天喝著劣質的白酒，渾渾噩噩地生存著……”
這是《走向集體貧困：一個單位型社區20年的變遷》文章中的片段。這篇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吳清軍撰寫的調查報告，所描述的是東北老工業基地一個典型的單位型社區——一家拖拉機廠的宿舍區。
這也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等牽頭做的“失業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研究”課題的一部分。吳清軍從2003年開始，先后四次進入社區實地調查。從2005年8月到12月，他住進社區，親身體驗這些丟了“飯碗”的失業人員的貧困生活。
難辨真實度的失業率
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第三季度，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83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
在國際上，失業率4%左右，通常被認為是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理想狀態。但在中國，作為評價一個國家或地區失業狀況主要指標的失業率，卻長期難辨真實面目。
1958年新中國政府宣布失業現象已消失;1979年大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城“待業”；1999年政府將“待業”改為“失業”，但因國企改革而失去工作卻用“下崗”一詞來形容；直到2005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才真正重新定義“失業”。
“失業”人員即在法定勞動年齡內，有工作能力、無業且要求就業而未能就業的人員。在這個新的定義下，許多專家對于中國失業率的保守估計均在8%～10%。“如果把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說。
中國現行發布的失業率口徑為“城鎮登記失業率”，即城鎮企事單位中在勞動部門登記失業的人，才會在失業率的統計范圍之內。
而事實上，農民工在產業工人的隊伍中所占比重已經過半，長期漠視他們的存在，無疑使失業率指標嚴重失真。
而且，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下崗職工。如果“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并軌，兩部分人一旦合并計算，“那么我們的失業率數字將更高。”曾燕波說。
1999年下崗職工1174萬，下崗率為5.59%；2000年下崗職工1098萬，下崗率為5.16%，均大大高于這兩年3.1%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
有報道指出，如果將“知青返城”算作中國第一次失業高峰，那么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就是第二次失業高峰，“而近年因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轉為資本或知識密集型產業)導致的第三次失業高峰已經到來。”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唐鈞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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