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司法機關能袖手旁觀嗎
除了張鈺涉嫌多種犯罪，其他一些人也涉嫌違法犯罪行為。對此，司法機關應有足夠警覺。
比如小霞和導演黃健中之間，如果張鈺所言是事實，那么，他們之間成立賣淫嫖娼無疑，應該受到治安管理處罰。
再比如張鈺手里的4份保證書，行文大致相同：“我，某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劇組賓館，對張鈺強暴未遂，為了使張鈺不告發我，特保證如下：保證以后再不侵犯她，保證對張鈺的演藝事業負責到底。”
作為一種嚴重侵害人身權利的犯罪，強奸行為不僅是對被害人的侵害，同時也是對社會秩序的嚴重侵犯。如果確有強奸的事實存在，作為被害人的張鈺，是沒有權利同侵害人“私了”的。保證書中所謂“對張鈺的演藝事業負責到底”的承諾，并不能免除侵害人應該承擔的刑事責任。
當然，張鈺提供的證據、對某些事件的說法，都只是一面之詞，這一事件是否涉及犯罪，有沒有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需要司法機關通過偵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加以認定。但至少犯罪線索擺在這里，以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為己任的司法機關，不可不察。
4.逼迫“上床”不算敲詐勒索嗎
張鈺是一個有心人，留下不少證據。但是，也正是因為證據太多，也太過相似(比如4份“保證書”，行文如出一轍)，給人一種“下套讓人鉆”的感覺。“保證書”“作者”之一陳友旺接受采訪表示，自己是被逼寫下保證書的：“我在順義拍《幸福街》時，她去了我們劇組，當天晚上和很多人一起吃的飯，我喝多了，神志非常不清楚，張鈺開車送我回房間，結果她在房間里就脫衣服，然后說你看著辦吧，要么她就嚷嚷，要么就讓我寫一份《強奸未遂》的保證書，要知道我家里有一對雙胞胎兒子，賺錢養家是很不容易的，無奈之下，我只有簽了。”
陳友旺說的是真是假，我們無從認定。如果他說的是事實，如果很多導演都是被張鈺“下套”陷害的，對張鈺的行為該如何認定，該如何處罰？
如果脫了衣服嚷嚷，目的是勒索錢財，而且得到錢財數目達到一定數額，那么，構成敲詐勒索罪沒有疑問。但如果脫了衣服嚷嚷不是為了要錢，而是為了上戲，顯然不符合敲詐勒索“強索公私財物”的構成要件，刑法對她也無可奈何。
可是，上戲，意味著名利雙收，里面包含很現實的財產利益。而從社會危害性看，以“上戲”為目的的威脅，比要錢為目的勒索，有過之而無不及。敲詐錢財構成犯罪，敲詐上戲機會卻毫發無損，不僅不公正，也不利于遏制類似行為，這樣看，敲詐勒索的勒索對象，似乎該超出“公私財物”的范疇而變得更寬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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