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票證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進經濟發展，它不過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改革開放之后，物質慢慢豐富起來，曾經嚴格的票證制度越來越松動
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對于刻板而貧窮的計劃經濟時代惟一的記憶，就剩糧票了。上小學時，家里給的早點錢，都要附帶給上二兩糧票，不論是買碗米粉，或者是買一個蔥油餅，少了糧票是絕買不成的。
那時，糧票已經是“強弩之末”，作為歷史遺留的產物，雖然還沒有被廢止，但它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早已不如“鼎盛”時期那樣深切。
1950年，新成立的中國政府面對戰亂之后幾近崩潰的經濟，開始醞釀糧食的計劃供應，以滿足全國人民的溫飽。1955年，全國第一套糧票正式流通，拉開了中國長達38年之久的“票證經濟”的帷幕。
幾年之后，由于天災人禍，中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這時需要憑票購買的不僅僅是糧食，還有日用百貨。于是，從糧票又發展出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縫紉機票等。總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證嚴格地控制著人們的欲望，把中國人納入全國統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在父輩的記憶中，票證是與物資極度匱乏的艱難歲月聯系在一起的。今年53歲的王頤安記得自己少年時期干得最英勇的一件事情，就是英勇捍衛了20斤糧票。那是60年代初的一個冬天，十二三歲她，拿著家里的20斤糧票去糧店買米，排隊的時候卻發覺糧票丟了。旁邊有好些人告訴她，剛才糧票掉地上被某人撿了。但王頤安找那人理論時，他卻不認賬。這可是全家賴以生存的糧食啊，家里兄弟姐妹六人，父母都是教師，糧票根本就不夠吃，每次捱不到發糧票，母親總要去同事家先借點以渡難關。如今丟了20斤糧票，怎么能夠空手回家呢？于是她在糧店里理論爭吵，當時糧店應該是五點半關門，結果鬧到七點多，糧店還沒下成班，最后是把片區的支左部隊鬧過來了，那人不得不拿出偷的20斤糧票才了事。
這個故事，在當時的中國，絕對不是特例。如今，當溫飽不再是難題的時候，很多人都樂于回憶當時的故事：有些人為了娶媳婦，一兩一兩地攢糧票；有些人用糧票包紅包，也是很受歡迎的禮金；有些人家，父親去兒子家吃飯，可不掏錢，但必須掏糧票；那時縫紉機票之類的工業票更是珍貴的，一個單位一年可能也就一兩張，分到誰頭上誰都跟中獎了一樣興奮。
與票證時代相配合的，還有嚴格的戶籍管理以及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那個時代的人們，是不可能自由流動的，農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樣隨意進城打工，因為每月定量供給的糧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沒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這些票證，因此農民離開了土地，根本就無法生存。
不僅城鄉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遷移，同樣由于糧食關系的束縛而相當麻煩。當時的糧票分為全國糧票和省級糧票兩種，省級糧票只能在省內流通，只有全國糧票才能在中華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須持單位介紹信去糧店換一定數量的全國糧票。出遠門前去換糧票在當時尋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裝上換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樣，誰都不會忘。偶爾有馬大哈忘了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車站退票改期，換完糧票再走。
但是，票證制度的本身并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它只不過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經濟發展的轉機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物資慢慢豐富起來，其表現之一就是，曾經嚴格的票證制度越來越松動。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減少，因此這時基本家家戶戶糧票都有所盈余。
但對于糧票的習慣性依賴，卻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一次，王頤安家里來了小偷，等她回家后，發現整個家已經被翻得一片狼藉。她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去看存的糧票還在不在，用一塊布包著，有好幾百斤呢。除了富余的糧票是“財產”之外，家里惟一的一本存折里面只存了十塊錢。積攢的糧票多而錢少，大概是那時大部分家庭普遍的財務狀況。
當時，富余的糧票是可以用來兌換雞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的，比如說，十斤糧票換一斤雞蛋，100斤糧票換一個不銹鋼鍋。當時王頤安家中廚房里用的一個多層塑料三角架，就是用200斤糧票換的。
其實早在1985年，中國政府就規定“取消糧食、棉花的統購，改為合同定購”。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也是中國農產品購銷體制由統購統銷走向“雙軌制”的轉折點。8年的過渡之后，也就是1993年，糧油商品實現敞開供應，糧票正式被廢止，退出流通市場。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言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