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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的氣候變化影響是全球性的，在哪個國家的排放沒有區別。但是，傳統的“低收入國家生產，在高收入國家消費”的國際貿易模式，將導致更多的碳排放。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如果不兼顧不發達國家的產出和能源效率，全球貿易可能導致更多的碳排放。

　　發達國家會采取的對策可能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通過技術和資金援助，提高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效率，從而減少排放。第二，通過碳交易，支持發展中國家進行減排。第三，通過碳稅，迫使發展中國家減少排放。前兩種做法基本上對發展中國家有利。而第三種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將產生負面影響。

　　碳稅是環境稅的一個方面，環境稅是以國內稅形式出現，一般采取產地原則或目的地原則征收。當一國實行產地原則而另一國實行目的地原則時，同一批商品既要負擔出口國征稅的環境稅，又要負擔進口國的環境稅，就會出現雙重征稅問題。

　　由于出口商品要負擔兩國的環境稅，它在進口國的國內市場上就不能與進口國生產的同類產品進行競爭，不利于國際貿易的公平競爭原則。當然也需要避免另一個極端，由于各國擁有自己的征稅主權和放棄對某種商品征稅的主權，也可能造成進口國與出口國雙方的雙重免稅，使環境稅失去應有的效用，不能做到環境成本的內部化，使市場失靈國際化。因此，對同一外部性應避免雙重征稅，一般說來，環境受損國應得到優先征稅權，并且對過多的征稅給予退還。例如，如果環境問題由消費而產生，應對進口國優先征稅。

　　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來說，減排的成本和機會并存。在國際上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減排合作和減排博弈，國內則尋找最小成本減排。發展新能源是中國一條必須走的路，應該以最小成本來做。新能源產業鏈的建設一般分3個環節：研發、設備制造和利用。目前所謂的產能過剩實際上是設備制造過剩，是產業鏈節點過剩。現狀是，設備制造投入過多，研發和利用方面投入較少。最小成本要求在根據資源與市場的情況合理布局的基礎上，及時跟進相應的配套和政策，推動產業的良性快速發展。實現“有序”發展，在發展中兼顧各個產業鏈的節點發展，避免資金和資源的浪費，如風電的“空轉狀態”。

　　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公眾來說，則必須準備應對低碳成本和能源價格上漲。低碳轉型，如清潔能源發展，除了本身發電成本比較高，對于電網的相應配套和成本的要求也很高(如并網的風電和太陽能)，大規模的清潔能源發展會使電企成本負擔大幅度增加，目前的政策和補貼基本上主要針對發電成本，電網配套的成本問題沒有涉及。因此，發展清潔能源，解決成本問題是關鍵。 （林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