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社會各界都特別強調二氧化碳減排，這很好。但是一種傾向往往掩蓋了另外的問題。在強調二氧化碳減排時反倒忽視了燃煤發電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教授岳光溪近日在接受《科學時報》采訪時這樣表示：治理包括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問題應該是環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國是一個缺油富煤的國家，煤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較高。實現燃煤的高效利用自然成為我國節能減排目標能否能實現的關鍵。正是由于這樣特殊的背景，我國潔凈煤技術發展迅速，應用范圍廣。

　　岳光溪介紹道，上世紀60年代，美國首先提出潔凈煤技術的概念，到20世紀80年代其發展達到高潮，但當時主要是解決粉塵、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重金屬排放等污染物排放問題。“因此潔凈煤技術是由污染控制起家的，直到最近這些年才將二氧化碳減排考慮進去。”

　　岳光溪強調，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是從煤起家，借助石油發展起來。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是油價飛漲的局面，不得不以煤為基礎實現工業化，在這種情況下就面臨著大量燃煤帶來的污染體排放問題。

　　“一個國家從不發達發展到發達走不了捷徑。一旦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結束，各種能耗和排放自然就下來了。” 岳光溪說，我們現在能做的是不重復發達國家的老路，而充分利用近代科學技術的新成果加速這個工業化過程。

　　“但現在的誤區是強調二氧化碳減排，卻不夠重視環境污染，尤其是環保標準的制定存在很大問題。”岳光溪說。

　　污染治理有這么一條技術規律：去掉90%的污染物可能花10%的成本，但要去掉剩下10%的污染物卻要花90%的成本。

　　“我國現在的情況就是把排放標準提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企業成本提高到無法承受，又缺乏監管和配套措施，最后的結果只能是照排不誤。” 岳光溪認為，實際上，我國制定環保政策的重點應不是無限提高排放標準，而是提出一條適合我國經濟實力的、技術上行得通的、企業負擔得起的、政府補貼得起的標準，然后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再逐步提高排放標準。

　　岳光溪舉例說，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北京的空氣質量明顯好轉，但實際上大氣監測結果卻顯示大氣污染物只降低到平時80%左右的水平。

　　“可見相比于實現不了的高標準，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可行的標準和政策。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先抓大頭。” 岳光溪說。

　　據介紹，國外發達國家在制定環保標準時都是以企業能夠達到為前提，逐步提高標準，但在管理上很嚴格，保證標準能夠執行。如美國的電廠排放標準是由環保部門和電力部門聯合在考察企業現有技術的基礎之上制定的。其基本哲學就是必須具備一種現有技術，使得標準在技術上可行，同時在經濟上可承擔。標準的提升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

　　“這些問題應該引起環保部門的注意。”岳光溪建議，我國環保部門在制定標準時應把主要力量放在可行性和執行力上，應先考察社會經濟水平和企業承受能力，提出和企業技術能力配合得當的標準。同時加大行政成本，嚴格執法和監管。

　　“我希望環保部門能將重點放到污染治理上，真正解決問題。”岳光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