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部門最多的立法
據知情人士透露，反洗錢法草案一共有19個部門一起參與起草，它既要明確主管部門的職責分工，也要規定相關部門的協調配合。
作為“后來者”，它既要考慮到與同樣在本次常委會上進行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六)的銜接，也要照應到既有的涉及反洗錢方面的法規、規章和機制。
由于洗錢活動的跨國性趨勢，它既要從中國國情出發，也要符合相關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
凡此種種難處，都需在起草過程中一一破題。
根據全國人大立法規劃的要求，2004年3月23日，正式成立了由全國人大預算工委牽頭組織，由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交部、財政部、海關總署等18個部門參加的反洗錢法起草領導小組和起草工作小組，制定通過了起草工作計劃，反洗錢法立法工作正式啟動。
2005年，監察部也參與到起草過程中來。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法案室主任俞光遠稱：“幾乎沒有哪部法律的起草有這么多部門參加。”
俞光遠表示，反洗錢工作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它不僅涉及大量金融機構，也涉及特定非金融機構，如房地產機構、貴金屬交易、珠寶拍賣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不僅涉及反洗錢主管部門，也涉及其他主管部門和行業監管部門，還涉及刑事偵查部門和司法部門等。因此，反洗錢法草案內容突出的原則之一便是協調配合原則。
以起草工作小組成員的經驗，在反洗錢法起草中，對權責分工的過程本身就有相當大的協調難度。
“有時候權責分工并沒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可能不同的部門在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終只能采納一種意見、定出一種方案來。”俞光遠說，“涉及的部門越多，協調的困難就越大。”
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馮淑萍在本次常委會會議上就反洗錢法草案的說明，處理具體監管職責分工這一重要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注意與現行有關法律和做法相銜接”。
按照2003年修訂后的銀行法規定與目前的做法，反洗錢主管部門為中國人民銀行，在2003年以前，則是由公安部負責協調。
2002年5月，國務院批準成立了由公安部部長為召集人、16個部門參加的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2003年5月，召集人改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2004年6月，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擴大到23個部門。
2004年8月27日，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第一次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是年12月31日，國務院批準了《反洗錢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此外，金融監管部門的反洗錢協調機制也在此期間形成。2004年4月，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管理局參加的金融監管部門反洗錢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成立。
在已有的以部際聯席會議和金融監管部門反洗錢小組為主要形式的反洗錢協調機制基礎上，反洗錢法草案將其賦予了更明確的法律保障。
草案第三條規定，國務院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的反洗錢行政管理工作，國務院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履行反洗錢行政管理職責，各方應相互配合。并在第二章對各部門的職責作出細化規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草案的審議中，李樹文等委員還提出，鑒于中國人民銀行并非“行政”部門，建議草案中將“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中的“行政”二字去掉。這一建議已初步成為共識。
“等”字的爭論
這部只有四十五個條文的法案耗時近三年，起草過程中的難點是什么呢？
俞光遠說，難點之一就是上游犯罪的范圍，這一問題還與同在本次常委會會議上進行第二次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六)的相關條款交織在一起。
按照國際組織的規定與國際通行做法，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圍呈擴大趨勢。以專門致力于反洗錢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為例，其2003年修訂的《40項建議》明確提出，各國務必將有組織犯罪、貪污、逃稅等20類犯罪規定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
眾多專家都認為，擴大上游犯罪的范圍，不僅有利于更廣泛地打擊洗錢犯罪，也有利于更廣泛地從下游入手發現和打擊上游犯罪。
在我國現行刑法第191條中，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只有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和走私犯罪4種。鑒于強烈的呼聲，在本次提請審議的修正草案中又增加了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詐騙犯罪3種。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副主任黃太云透露，在刑法修正案(六)征求意見過程中，許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一些部門、地方都建議進一步擴大上游犯罪的范圍。
但除了對原草案中“金融犯罪”的含義明確為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詐騙犯罪外，刑法修正案(六)尚未對上游犯罪的范圍作進一步擴大。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在本次常委會會議上對此的解釋是，除了191條的規定外，刑法312條還規定，對明知是何犯罪所得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都是犯罪，只是沒有明確使用洗錢罪的具體罪名。
不過在眾多建議之下，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經與有關部門研究，建議對312條作出必要的補充修改，規定：對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追究刑事責任。
黃太云也稱，191條中原有和新增的犯罪都是嚴重的犯罪，列為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是為了突出之，而一般犯罪則放入了312條中。
191條與312條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是處罰的程度，191條規定的最高刑為10年，而312條規定的最高刑是7年。
據俞光遠透露，反洗錢法起草工作小組也曾向刑法修訂工作小組建議擴大洗錢罪的上游犯罪范圍。而反洗錢法草案自身采取的做法則是，在列舉出刑法修正案所規定的7項犯罪外，再加上“等犯罪”作為洗錢的上游犯罪。
“等犯罪”與此前《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中的“或者其他犯罪”有異曲同工之妙。
“加上‘等’，就意味著只要是針對有犯罪所得的洗錢活動，都可以進行打擊。”俞光遠說。
有專家提出異議，刑法沒有“等”字，這樣會不會造成兩部法律規定不一樣？在實踐當中相關部門該怎樣掌握這個“等”字，會不會造成執法困難？
俞光遠是這樣解釋的：凡是以犯罪所得進行洗錢的，都在反洗錢法預防和打擊的范圍之內，不需要問這錢是哪種犯罪來的。如果必須要弄清楚哪種所得來源于哪種犯罪，才能預防和打擊這種犯罪的話，那么預防和打擊洗錢就非常困難，因為不可能一開始就弄清贓錢究竟是走私、販毒還是其他犯罪得來的。加一個“等”字后，相關機構就不需要確定上游犯罪是何種犯罪，只要確定是犯罪行為，有犯罪所得進行洗錢都可以打擊，這樣有利于加大對洗錢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力度，也便于實踐部門的具體操作。
一個旨在突出懲治嚴重犯罪，一個旨在廣泛防控洗錢活動，為了取得良好的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效果，這兩部法便采取了如此的協調配套方式。
立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俞光遠坦言：“立法并不意味著能解決這一領域的所有問題。”
而這，正是一位有著多年辦案經驗的檢察官所擔心的。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檢察官說，在辦案實踐中，他發現洗錢犯罪獲取線索難、獲取證據也難，他擔心反洗錢法的制定是否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俞光遠認為，只要形成反洗錢工作協調機制，同時金融機構、特定行業的非金融機構，按照反洗錢的要求，建立一系列的預防監控制度和內部監控制度。這樣各方面預防監控洗錢犯罪的力度就能大大加強，也就有利于發現洗錢犯罪線索以及對洗錢犯罪的查處和打擊。
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名專家提出了另一種擔心：“洗錢的手段千變萬化，反洗錢法制定的條款過粗或過細都有其弊端，過寬或過窄又失去了應有的法律效力。即使在監測大額交易以及可疑資金的交易上，仍然還有不少教訓值得探究，反洗錢法是否能夠做到未雨綢繆，業界都在拭目以待。”
(據法制日報；王丹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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