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春光明媚的下午，海巖出現在他供職的北京昆侖飯店一樓月光廳。他身著米黃色格子休閑裝，潔白的襯衣一直扣到領口，眼鏡后的雙目炯炯有神，舉手投足都透著文人儒雅氣質。
寫我最有興趣的事
說起自己的作品，海巖自嘲地說，我的作品很簡單，就像有人總結的那樣———案情加愛情，再有點時尚因素。
“我寫的東西和現實生活距離非常遠，不是自己最熟悉的事情，而是最有興趣的事情。”
海巖的小說里總會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大眾能夠接受的善惡觀念，一些典型人物和大眾化平易的語言。
“按照純文學的觀念，講故事的小說是不好的，至少不夠高級。這導致中國作家當中能夠說故事的很少。二三十年來，小說沒有把說故事的傳統繼承下來，被文學邊緣化，大眾也把文學邊緣化了。”海巖風趣地說：“我的小說從故事講起，通過故事來塑造人物。在這個領域里，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海巖認為，作品內容其實既可以是警察題材的，也可以是商業的，但重要的是寫人的情感、處境和命運。
“我只是在寫我想表達的東西，用我自己認為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形式和語言把自己喜愛的東西寫出來。把自己的想法與人溝通，讓讀者聽了自己的故事和描述能有同感，產生共鳴。”
在海巖的作品中，有很多對年輕人心理和感情的描寫。那些描寫獨到、細膩，讓讀者感到作者好像自己親身體驗過。
“我平時很少接觸年輕人。作品中對年輕人的心理和感情描寫，都是想象的。”他認為這跟文學理論中藝術來源于現實并不相悖。海巖小說中人物的舉手投足、言語表情，都是他根據現實中的人生百態推測的。對感情細膩、思維敏銳、聯想豐富的海巖來說，生活中的一點點小事，一個小小的細節，他都會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進行體會。
“我的創作既歸功于天分又得益于經歷。無非某個故事里天分多一點，某個故事里經歷多一點。有自己的經歷也有周邊人的。”他在創作時，在邏輯性和故事結構上把握得比較好。這和他長期在國家機關和大型企業擔任組織領導工作分不開。
“在那里，什么事情都得梳理清楚后再操作。這鍛煉培養了我的理性思維。”
民族文化亟待弘揚
“文化的主流應該是大眾文學。我們國家精英文化發展很好，但是大眾文化缺少正常的運作標準。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人類美好事物的、在形式和內容上被大眾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學作品很少。”
談到民族文化，這位“業余作家”憂心忡忡。
他說，現在文化流行西風東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侵染了全世界所有角落，侵染過來的既不是通俗文化，也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無論是NBA，還是好萊塢，他們的標準相當清楚。他們造英雄的方式，弘揚的東西，所用的方式是非常通俗的、易懂的、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這種帶有美國烙印的文化形式侵入了全世界。
“凝聚中國社會幾千年的文化是中庸、內斂、自省、謙恭、禮讓。”他動情地說：“中國文化是和平文化，主張親人、鄰里、君臣、同事和鄰國之間不打仗，以和為貴。社會的安定和民族心理是相關聯的，而民族心理的形成源于民族文化。”
“作為中國的文化人，我們的責任是怎樣保護和弘揚本民族文化。”他說。
堅持講述中國的事
在當今中國，很多小說在形式、語言、表達方式上受西方小說影響很大，而受傳統古典小說影響比較小。對邊緣人物和邊緣心態進行剖析的純文學和藝術電影變成主流。比較之下，海巖的創作是比較傳統的。
海巖小說講的是中國文化。人物的個性、心理都是中國文化的，是傳統文化的。在今天許多年輕人穿耐克、阿迪達斯，吃漢堡、肯德基、麥當勞，看美國大片，聽外國音樂，看西方文學的情況下，海巖一直堅持講述中國的事，弘揚中國文化。
海巖自豪地說：“現實中，吸引年輕人，我是有一定貢獻的。”從形式到內容，他寫的都不是美國文化。他的作品對中國年輕人愛情觀的形成、對愛情的向往、人際交往關系以及面對挫折和成功時的反應都有參考價值。
他補充道，并不是說他的小說寫得特別好，而是任何事情的意義離不開其所處環境。
“讀者喜歡一本書，必然會模仿書中人物和觀念，至少會影響他個人成長。這樣的小說在市場上走紅，是一種現象。文化界、新聞界對‘海巖現象’給以關注是正常的。”海巖說：“現在的純文學小說，從內容上大都是揭露的，是寫丑的。我的小說無論結局如何，總篇風格是歌頌美的。現在，在中國文壇上歌頌美的支脈已經很細弱了。”
海巖小傳
原名侶海巖，1954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應征入伍，曾做北京市公安局干部、北京新華實業總公司管理處處長，現任昆侖飯店總經理、董事長，錦江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錦江集團北方公司董事長、總經理。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便衣警察》、《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愛人》、《玉觀音》、《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平淡生活》等。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王明峰 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