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閩商在歷史上的幾次活躍期
1、宋元時期閩商出現第一次高峰
當時許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帶經商，這個時期的閩商與外來商人結合在一起，商業活動十分活躍。當時泉州的國際貿易和航運業十分發達是大家所知道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宋代古船是當時閩商興盛的見證，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風石刻則是當時航運業發達的見證。至少在宋代，閩人已完全掌握海上安全航行的各種技術。每年選擇在北風南吹的秋季下南洋，選擇在來年暖風北吹的春季歸來。在這兩個季節，海面平靜，風順帆鼓，根據星象確定航向，商船往返安全系數很高。南宋時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帶動閩北的造紙業和印刷業，建陽麻沙曾是當時全國的印刷出版業中心，現在圖書館藏的宋版書中還有很多麻沙版的圖書。德化的瓷器，漳州的年畫在宋代也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宋元時期中國三大外銷商品絲綢、瓷器和茶葉，其中后兩種商品大量產自福建。
2、明代是福建海商的全盛期
明清時期是閩商的又一次活躍期，主要是航海業及對外貿易十分發達。鄭和下西洋的海上通道主要是由閩人用生命開辟出來的。鄭和下西洋的船隊，相當部分海船是在福建制造的，許多船員都是閩籍人士。明代是以海商為主體的閩商全盛期，明末清初的鄭氏航海集團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是一個縱橫東亞、東南亞的海上商業王國。鄭氏父子反清，清代以來史書多稱鄭芝龍為海盜，其實鄭氏集團主要從事大規模海上貿易，為保護商船并擁有海上武裝力量。鄭成功后來之所以可以成就一番偉業，背后是其家族財力的支持。
從史書上可以找到許多明清時期閩商在內地從事商貿活動的信息。
《天工開物》說：“凡造竹紙事出南方，而閩省獨專其盛”，閩中一有兵變，上海的紙價就立刻飛漲。足見明清之際，上海所用的紙，主要是靠福建供給。
明代王世懋有如下描述：“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
從明代中葉起，福建開始缺糧，入清以后更加嚴重。“雖豐年必仰給于湖廣(即兩湖)。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輳集于蘇州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運往福建，故歲雖頻而米價不騰。”
清朝初年，中央朝廷一度實行禁海令，控制著東南沿海制海權的福建海商受到嚴重打擊。1684年(即康熙23年)，清政府發布“展海令”，正式解除海禁，但元氣大傷的福建海商，在經營范圍和活動能力方面與明代相比已顯頹勢。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閩商在上海的商業活動依然十分活躍，在上海的閩籍人口高達6萬，位居上海外籍人士前列。清代中后期以降，福建海商走向衰敗。由于外國輪船進入，大批福建籍水手失業，海商是福建商幫中的主體，從此福建商幫在國內風光不再。粵商和后來居上的浙江商幫興起，取代了閩商原來航運業中心的位置。
3、近一百五十年來閩商在海外得到蓬勃發展
在本地閩商走向衰落之時，另一支閩商隊伍在南洋各地悄然崛起。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大批福建先民移居南洋，他們中大多數是勞工階層，漂洋過海到異域他鄉充當苦力，只是謀求溫飽。其中有一些人苦心經營，從小本生意做起，成為富甲一方的成功企業家。
據統計，福建現有海外華僑華人1100萬人，分布在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閩籍的港澳同胞約120多萬人，閩籍臺胞900萬人。這些閩籍鄉親資產存量估計超過3000億美元。
從19世紀末至今這100多年間，閩商幫中涌出一大批引領時代的風云人物。其中有被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陳嘉庚，有東南亞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紹良，被稱為“萬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被譽為“世界糖王”、后因香格里拉酒店而聞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馬來西亞郭氏集團總裁郭鶴年，世界福州十邑同鄉聯誼總會會長、被譽為“船王”、“木材之王”的黃雙安，菲律賓商聯總會永遠名譽主席、人稱“銀行大王”、“煙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的陳永栽，在東南亞有“水泥大王”、“面粉大王”之稱，在國內又被譽為“地產大王”的林文鏡等。
稱閩商幫是海外華商的第一商幫并不為過。據《亞洲周刊》公布的“2003年度國際華商500強”顯示，除臺灣企業之外，264家華商企業中，閩商有101家，其中東南亞國家83家，香港地區18家，累計資產達2560.1億美元，分占上榜企業數和資產總額的39.9%和36.8%。
海外華商大多數已加入當地國籍，他們創造的財富是當地的財富，他們的商業才智創造了當地經濟繁榮。我們分享的是他們的創業精神和創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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