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7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載文指出，稅制改革“迫在眉睫”，但稅制改革只是整體改革中的一個方面，財稅改革需要在體制、政府預算、財政管理、稅制等各個層面展開，最重要的是財政體制改革。
稅制改革：重頭戲尚未登場
2006年伊始，“全面取消農業稅、個稅起征點提至1600元”兩項舉措，成為新一輪稅制改革自2003年拉開序幕以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改革，這同時也在提醒人們，最受關注的“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等，目前仍躑躅難行。
“現在仍是改革的大好時機”，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安體富指出，“2005年財政收入突破3萬億元已無懸念，中央財政充裕，為本輪稅改提供了大好時機”。然良機雖在，本輪稅改的重頭戲增值稅轉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等具體方案卻遲遲不見出臺。
文章提到，緣何欲改還休？是什么阻礙了中國的稅制改革進程？對于上述疑問，安體富有些無奈，“認識上應該沒有問題，哪怕反對者，也認為改革是大趨勢，人們最擔心的，還是財政承受能力，而從現在情況看，應該問題不大。”
以增值稅轉型為例，安體富指出，2004年經濟形勢出現局部過熱，原本準備年初推行的增值稅轉型東北試點，一直拖到了10月，同時為進一步減少財政壓力，實行雙增量抵扣。即只對東北三省8個行業，當年新增的固定資產中的機器設備進行增值稅抵扣，并且要用當年新增增值稅稅額抵扣。從2004年7月1日到2005年6月30日，實行一年的情況來看，整體應抵扣40億元，實際抵扣了27.5億，另外12.5億元沒有得到抵扣，緣于有些企業當年沒有新增的增值稅稅額。與原來估計會減收150億元相比懸殊。而東北三省8個行業的GDP、工業增加值、機器設備大體占全國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全國推行，減收400多億元，對財政的影響非常有限。
如果增值稅轉型更多的是對財政減收的擔心，那么，兩稅合一不能順利出臺的原因又是什么？安體富指出，主要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礙，包括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商務部門擔心兩稅合一影響外資進入，而地方利益主要表現在對沿海開放地帶的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上，這實際上是一筆巨額的級差地租。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看來，兩稅合一遲遲不能出臺，也耽誤了增值稅的轉型，他認為，從推進改革的角度講，最好的辦法是把增值稅的改革、企業所得稅的改革捆綁在一起，打包出臺。但現在由于企業所得稅改革不能按時出臺，增值稅的改革何時推廣也成了懸念。
兩稅合一：可另辟蹊徑
“兩稅合一應盡快推行，不能就此停滯不前”，安體富指出。經濟發展對稅收制度的變革提出了緊迫要求。財政部稅政司史耀斌司長認為，目前整個經濟發展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經濟的全球化使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游離于世界之外，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很多新問題的解決需要稅收制度的接軌與配合；二是中國的經濟已經逐漸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變，為了優化經濟結構，從2005年開始切實進行了一些安排。這兩點都要求稅收制度必須改革。
安體富認為可以另辟蹊徑，做兩手準備：一是，考慮到不同意見，兩稅合一后，可以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暫時不動，但有一點需要調整，即對外資企業所得稅起征時間要與中國企業統一(此前外資企業是從獲利才開始交納，而中國企業的所得稅是從經營即開始征收)；二是，如果兩稅合一暫時難于進行，建議先調整內資企業所得稅制，而且由于“內資企業所得稅”是國務院的條例，修改不需要經過人大，推進較為迅速。調整的內容應主要包括：將現行33%的稅率降到25%左右；取消計稅工資，改按實際發放工資在稅前扣除；此外，企業的廣告費、業務宣傳費、用于公益和救濟性的捐贈等都應比照對外資企業的辦法在稅前列支。
體制改革：尋找集權分權結合點
文章指出，財稅改革中的各種利益關系膠著，在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王雍君看來，實質是中國財政體制還沒有找到集權與分權最好的結合點。也正因此，他認為，中國當前財稅改革最為重要的是體制改革。而且核心是集權和分權的關系。
王雍君強調，改革的核心問題不是簡單的集權或者是簡單的分權，當前，各級政府應該為分權創造條件。在他看來，分權體制的核心，是財政的決策權更多地下到地方，包括支出決策權、預算決策權以及部分的稅收決策權。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分權體制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實踐也證明，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信息的把握，地方政府更有優勢。尤其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技術進步、民主進程的推進，都加強了分權體制的優勢。
“中國要推進分權體制，還必須具備兩個前提條件”，王雍君指出，一是政府要有足夠的能力，包括決策水平和管理能力；二是責任建設，體現在對公共資源的取得、使用以及使用結果承擔明確的責任。并且，地方政府應該對當地人民負責而不是對上級政府負責，否則就沒有花好人民的錢的動力。 (記者 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