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階段性地離開城市的青年越來越多，他們自覺自愿地上山下鄉，成為現代城市青年中的別樣生活方式
在社會選擇多元化的今天，許多城市青年躲開城市化的“壓迫”，來到偏遠山區或基層小鎮，開始自己獨特的青春體驗。
尋找回歸內心的感覺
“典型的都市女郎”——在深圳一家報社工作的李湛如此評價自己。去年4月，這個都市女郎從繁華的深圳來到云南國家級貧困縣寧蒗當起了小學教師。
和許多當代城市青年一樣，李湛覺得自己的性格有兩面性 既狂熱地喜歡城市豐富的物質，同時也厭惡城市工作的緊張和生活的繁復，所以，她經常去旅游以放松自己，云南是可以讓她心靈得到寧靜的地方，她先后去過幾次。
2004年初，在天涯社區網“信天助學版”上，網友“信天謹游”發布的自己在云南修建學校的消息，使李湛看完后突然有種沖動：沉到生活底部，回到簡單甚至是艱苦的環境里，安靜地呆上一兩年。
于是她動了支教的念頭，“我有一些積蓄，不至于一年會餓死，而且有先前的工作經驗，將來回到城市也不發愁找工作。”
李湛身邊有同樣的心境想去支教的朋友不少，但只有她付諸了行動。在許多朋友的印象里，云南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支教相當于旅游，所以他們經常問她“那里好不好玩”。
李湛所在的龍通小學離金沙江只有500米，屬于干熱河谷氣候。5月的氣溫40多度，干燥少雨，學校一周內只有3天有水，日常用水都成問題，更別提洗澡了。當地人一天只吃兩頓飯，李湛也入鄉隨俗，習慣了不吃午飯。
這里不通公路，要先步行到鄉里，才能再乘車到縣城，往返要8個小時。有時周末，李湛會出山，到麗江城買大包蔬菜食物背進山去。手機在山里沒有信號，她還要定期下山給父母打電話報平安。電話中卻從未提過自己助學的經歷，在父母眼里她是個嬌弱的女孩。
一張床，一張桌子，一盞燈，這是李湛的小屋里所有的擺設，但鄉下的孩子個個都很靈秀，也很質樸，他們把李湛宿舍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插滿了花。
而讓李湛尷尬的是，當地人普遍存在一種誤解，認為城里人有錢，希望從她那里得到更多的物質幫助，有時還會認為接受捐助不公平而鬧情緒。遇到這種情況，李湛盡可能地尊重當地的風俗和文化，采取適當的退讓和迂回。
助學生活不是童話，不是理想，不存在完美和浪漫，是很具體的苦和寂寞。但“沒有誰逼我來這里生活，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最近，李湛剛剛結束支教，回到深圳。過幾年，她要去一個小鎮，過真正的田園生活，她說“物質生活的確很簡單，卻可以找到回歸內心的感覺。”
老知青為兒子選擇的第四條路
畢業于北京一所藝術院校的方剛，擺在面前的有這樣三條路:在國內繼續學業；出國留學；找個工作先干著，以后在職學習。他本人更傾向于出國留學這條路，結果，幾個月后，他卻參加了團中央的“西部計劃”活動，來到離家數千公里外的云南省江川縣開始為期一年的支邊生活。
是父母最終幫他做了這個決定。方剛的父母曾在年輕時到農村插隊，自我感覺受益終生，所以很想讓方剛也到基層去鍛煉。在他們的反復游說下，本來對此事并無興趣的方剛動了心。
方剛出生在北京，一直生活在父母身邊，連上大學也住在家里。他唯一干的家務活就是洗碗和給自己洗襪子。最常干的事就是玩電子游戲、上網，以及聽音樂和看DVD大片，從沒獨自生活過，也沒有去過城市以外的地方。
剛到農村，方剛看到村民住在石泥堆起來的簡陋房子里，很臟。他和村民一起去扒毛豆，地里土壤很潮濕，無從下手，他亂扒一氣，本以為很簡單的體力活，卻弄得全身是汗和泥。
第一次去公共浴室洗澡，出來時門卻打不開了。被困了十多分鐘也無人來幫忙，情急之下他蹬上了墻邊的水管，從浴室上面的一條縫隙處爬了出去，但不小心重重摔下來受了傷，后來，他才知道浴室的木頭門熱脹冷縮。
方剛所到的江川縣大街鎮非常貧瘠，大部分村民住在破舊茅草屋里，刮風搖晃，下雨漏水。這里的年輕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年人和帶著孩子的婦女。很多60歲以上的老年人以每月120元基本保證金為生，村里近30%的孩子上不起學。
村子里娛樂項目幾乎為零，青年們唯一的娛樂就是泡網吧和看錄像。有些孩子平時沒事也不去上學，喜歡抽著煙在大街上蹲著。方剛決定配合團縣委建立青年活動中心。
大街鎮青年中心圖書室僅有的幾本雜志還是幾年前的。方剛通過父親的幫助，募捐到了4000多冊書。為了利于查閱，方剛還請教了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把所有的書做了編碼并分了三級類目。就這樣，一個初具規模的圖書室就建成了。
剛開始工作時，過慣學校散漫生活的方剛經常遲到，為此鎮里領導嚴厲地批評了他。
回北京后的方剛，順利找到了工作，并很快能獨擋一面。他說，是云南支邊改變了自己，那時，很多工作從沒接觸過，但都一咬牙沖了上去。為此，他感謝父母這對老知青給自己做出的選擇。
避免浪費青春的別樣方式
“從我住的地方往北看就是天山雪山，往南看是一望無垠的田野，不遠處是天山流下來的孔雀河。”顏海在電話里幸福地告訴記者，“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
顏海是上海復旦大學的畢業生，北京人，按照他的條件，回北京或是留在上海工作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大四第一學期同學們開始找工作的時候，他卻決定去新疆塔里木油田工作。
大學生活，在顏海看來形同荒廢。周圍許多同學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打游戲，交女朋友和睡覺，這讓他感到很不適應。
他學得是文科，格外的清閑，雖然自己把時間安排得滿滿的，做了多種兼職，去了南方很多地方開闊眼界，還在學校的棒球隊里當主力，但仍然不滿意這樣的生活。“在充滿誘惑的城市里，每天和朋友吃飯喝酒，和女朋友看電影，我很怕青春就這么過去了。”
當去新疆油田工作的機會來臨時，顏海感到是一個人生的轉機，“我如果現在不來這里，可能一輩子都沒機會來這種地方。”
做此決定時他并沒有和家里人商量，定下來才告訴父母。父母有些遲疑，但最終被顏海說服了。倒是有些親戚比較反對，覺得他是一時沖動，要去支援祖國邊疆建設。顏海并不介意別人的想法，獨自登上了飛往新疆第二大城市庫爾勒的飛機。
庫爾勒在十年前還是個最高建筑只有三層樓的小城市。隨著塔里木油田的開發，整個城市被帶動起來了。孔雀河把城市分為兩岸，顏海則在這邊的塔里木油田指揮區，對岸是老城區。
指揮區采取軍事化管理，衣食住行由公司全部負責，但他們也要按照作息時間表來生活。這對過慣學校懶散生活的顏海來說還真有些不適應，每天早上8:50(相當于北京早上時間6:50)，他還必須起床做早操。
在這樣一個方圓十里沒有人煙的封閉地方，一下子少了很多城市里的消遣，但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樂趣 每天工作結束后， 他就泡在宿舍區的閱覽室里， 計劃用三年時間，把這里的幾百本書全部讀完。
三年后，他要回去，在他心里，自己還是北京人。為了避免與城市脫節，他打算在三年里經常回京看看，并利用網絡和通訊手段保持和外界的聯系。
“新知青”何去何從
時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新知青”，他們間斷性的“上山下鄉”，成為一種自主選擇的生活方式。
復旦大學城市社會學專家于海認為，像李湛這樣在城市工作的人來說，離開城市的初衷多是由于不滿或厭倦城市生活。擁擠喧鬧的城市里，到處是各種各樣的污染，到處塞滿了房子，到處是惡俗的商業廣告。許多城市人紛紛搬離胡同和里弄，進入高大氣派的水泥盒子，沒有了要好的鄰居，沒有了交往，人的社會性逐漸萎縮。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人開始懷舊，其極端的表現是對都市文明帶來的一切效率、方便但卻失去自然和親切的進步反感，甚至要逃離。有錢的成功人士可以在郊區買一幢別墅，過一過“偽田園的生活”。沒錢的年輕人，則選擇去真正的鄉村，這也許是對過度城市厭倦癥的一種治療。
于海認為，絕大多數人會從這段農村經歷中獲得人生感悟，為自己的性格增加多維積極的質素。因為他們去的地方都比自己生活的城市要條件艱苦，這種處境下會激發人原始的生命能力。但是不能否認，絕大多數人會從農村回來，并且在城市發展。
雖然他們在農村獲得的品格和智慧有助于自己的城市生涯，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難免經常迷茫，因為仍然要生活在凡人世界里，要處理城市環境中的各種新老問題。
農村經驗畢竟是短暫，有限的，它很難對人一生的問題都有現成答案。
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副理事長盧雍政，在從事大學生志愿者活動長達8年時間里，接觸了大量的志愿者。他說，志愿者任期內有每月600元的生活補貼，時間一般是一到兩年。任期結束后有相當一部分人留在了當地工作，據團中央志愿者工作部提供的數據，這個數量達到了近30%。回到城市的志愿者們，團中央也為他們安排了6000個的工作機會可供他們選擇。
而相對于參加“西部計劃”的志愿者來說，城市青年的自發下鄉就沒這么受照顧了。他們的行為是純自覺的，所以不但要處理和城市工作間的矛盾，還要自掏腰包捐贈給當地的學生，能做出這樣事的都是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而且有理想主義情懷。
“信天”是天涯社區網“信天助學版”的資深版友，他在北京的助學圈子里被很多人所熟知，由于他常年在云南貧困山區做助學活動，便有人想通過他去山村做義教，但是大部分人都被他“擋”了回去。由此，他被冠以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的名號。信天對此解釋說，他太明白支教者的理想和山區現實之間的差距。
“信天”非常現實地告訴每一個想去義教的人，你的所作所為不會改變那邊的狀況，這句話讓很多人打了退堂鼓。“在那里，我們做得只是事務性的工作。”信天苦笑著告訴記者。
于海認為，絕大多數年輕人只愿意承受一段有限時間的“苦難”，許多人對農村工作都有“歷險”的期待，一兩年的歷險，與終生受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冉 劉黎黎）
